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她们经常同时出现在评论家的文章里和读者的心目中。论者为何将王安忆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她们之间有怎样的渊源?归根到底,将两位相距半个世纪的女作家联在一起的关键词是上海和上海的女性。 以张爱玲而论,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以女性化的世俗取向,不同于“五四”激进女作家冰心、丁玲等的书写姿态,冷峻理性地审视着上海女性,鲜明地描绘出一群没落贵族女人的“太太生涯”,如《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以残存的青春成就一桩婚姻的白流苏,《金锁记》中被黄金的枷锁套牢而疯狂变态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为谋求出路不幸陷入上流社会的声色犬马中的葛薇龙等等,她们都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婚姻是她们的第二次生命,是改变其命运的唯一途径。找一个靠山作为存身之所,结一门体面的姻缘是她们最大的心愿。张爱玲用其近乎冷漠的笔触,揭示了她们为谋生而成家的无奈而真实的可悲处境及奴性本质,勾画出男权社会的女奴群像。 以王安忆而论,她是继张爱玲之后续写着上海女性世俗生活的又一位著名女作家。她身处90年代的大上海,关注着上海边缘女性的生存际遇和精神世界,以入世近俗的民间立场叙述着上海女人的日常生活,透射出人性的宽容、理解和温情,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曾是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家被抄后却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全家的主心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情人弃她而去后,独自将女儿扶养长大;《妹头》中的主人公妹头一个人跑长途,做生意。在她们身上上海女人的精明能干和坚韧不拔得到了充分体现。她们是上海普通人中的英雄。 两位作家均以远离主流话语的写作,将目光聚焦在凡俗人生的生活场景上。本文试从女性主义角度,比较两位相距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在共同的地域上海,在创作题材、人物形象塑造、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相同处和差异性,并揭示出形成差异的原因所在,从而勾勒出上海女性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