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老龄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焦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会达21亿。2021年5月11日,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18%,将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如何平衡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严峻问题。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并且总和生育率极低。面对我国生育率逐渐走低的现况,我国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随后于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联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的决定。整个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都是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但实际看下来,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其中原因也是多样化的。人们不再有传统观念,盲目追求“儿孙满堂”,偏向更多地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年轻女性也更加在意自己的自身价值实现,晚婚晚育也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类思想观念的进步,政策对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这些原因,或多或少影响女性生育行为,导致并没有随着政策的调整而显著提高生育水平。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自二孩政策逐步开放至今,我国每年人口数量的增量也只有320余万人,目前仍然维持在低生育率阶段。因此,生育政策不断调整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不同生育政策调整下,不同年龄段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寻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困境及解决方案。本文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14-2018年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对不同生育政策下对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二孩结果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段育龄女性的生育二孩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笔者期望通过本文探究影响育龄女性生育二孩行为的因素,为提高社会生育水平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显著提高了30～35岁年龄段的单独家庭育龄女性生育二孩行为的概率;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高了非独家庭各个年龄段育龄女性生育二孩行为的概率。同时,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对样本按照家庭城乡属性（城镇或农村）进行样本分组后再次进行异质性回归分析,实验组（非独家庭）女性生育二孩的发生概率都显著提升。其中,城镇家庭女性的生育二孩行为发生概率会受到房屋的产权、面积、家庭收入及育儿成本的考虑因素的显著影响;而农村家庭女性的二孩生育行为的发生概率更受到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女孩）以及传宗接代的认知程度影响,说明农村人们仍然是养儿防老的思想。本文还从家庭特征因素和个体特征因素两个层面对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二孩行为展开研究,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进行年龄段分组,选择部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后续的配套政策建议可分年龄段并从个体及家庭因素入手:（1）20-29岁女性的生育困境主要为就业与经济收入压力的影响。政府可以考虑配套的生育的停职留薪、给生育二孩的女性延长产假、适当抵扣减免个人所得税。（2）30-35岁女性的生育困境主要为育儿成本、孩子的照料问题。政府可考虑给予更多的生育优惠政策,让其充分享受到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优惠,更加有利于这个年龄段女性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3）36-45岁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困境主要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自身生育风险。政府可考虑增开更多公有非盈利性质的托幼机构,减轻女性的育儿照料负担。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期望能为三孩政策的开放配套政策施行提供更多的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