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各级政府密切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但是,对区域经济为什么会发展或者停滞以及为什么发展不平衡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本文探讨和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机理上全面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源之所在。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制度—分工—聚集”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结合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空间聚集经济理论,来揭示经济活动的空间运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海南特区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验证,并对西部大开发提出了理论的和经验性的建议。论文由导论、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三大部分组成:　　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并给出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问题的提出与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在这方面的缺陷有关,也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以往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侧重于经济活动空间行为及其后果的描述,很少深入到微观层次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考察,因而难以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空间问题,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也限定在种种假定前提之下,而这些恰恰给制度经济学以及分工理论的发展留下了研究的无限空间。本文提出的“制度—分工—聚集”分析框架,就是对有关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工理论和空间聚集理论的提炼和综合。同时，为了证明本文提出的理论的正确性,本文又安排了两章实证内容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验证。最后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起点,因此探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就构成了本章的基本任务。通过对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尤其是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逐渐明确并得出结论,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区域间制度变迁非均衡所致。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指国家对各个不同区域实施的不同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正式制度,还包括各个区域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而后者有时往往比前者更重要。　　第二章利用分工理论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形式等问题。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这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有过深刻的论述,但是,却很少有人系统地利用分工理论对区域空间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区域是分工活动的载体,同时分工发展必然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格局上的变化,本章通过分工活动的外部性来揭示聚集经济的本质,通过分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来解释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以及区域空间结构变化。使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分工与发展思想在区域空间上找到了归宿。　　第三章将制度变迁、专业化分工与区域空间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提出了制度与分工在空间上的契合理论。这一章是在前两章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与综合。分工发展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扩散在客观上也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围绕着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不仅把制度与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空间聚集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制度、分工、聚集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要素。至此,“制度—分工—聚集”的分析框架得以最终确立。　　第四章利用上面的理论框架验证我国东部地区两个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区域——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毗邻港澳地区的分工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面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高层次大范围的分工合作,以及国家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该区域内部产权制度创新。制度变迁与分工发展的契合使得两个“三角洲”区域聚集力量增强,经济得以腾飞。　　第五章同样利用上面的理论框架验证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海南特区经济发展之所以走过一段弯路,根本原因在于其分工定位的不准确,先后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海南的热带高效农业、旅游资源、海洋开发是海南绝无仅有的格局与特色,制度变迁的方向如果偏离这一分工发展轨道,就必然要付出大量的交易费用,这是海南特区经济发展受挫的症结所在。　　第六章是根据前三章的理论和前两章的实证来探讨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问题。与两个“三角洲”和海南特区所不同的是,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中重新定位。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大开发不能仅限于物质投入和资源开发,应该深入探求物质投入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制度重塑和制度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