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通常由许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在多个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组成，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组织形式，普遍存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中。随着企业集团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崛起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有关企业集团及其内部市场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外战略管理和公司财务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具有典型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特征，在这一大环境下，企业集团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企业集团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前者通常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内部市场进行交易。一方面，内部市场是企业集团发挥其有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特殊功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内部市场也是区分各种企业集团的重要标志，即便同为企业集团，由于对内部市场的使用程度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受制于特殊的制度环境，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主要体现为“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即上市公司大股东（主要是企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统称“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产品、资金、管理以及其他经营要素等方面形成的各种内部交易关系、渠道和组织结构的统称。本文的研究表明，大股东内部市场的运作在上市公司中非常普遍。　　那么，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企业集团内部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机制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上述重要问题在针对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回答。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企业集团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扮演者极端重要的角色，但学术界在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相关研究方面却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多重要的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更是少见。　　有鉴于此，在总结国内外内部市场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对我国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特征、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国企改革、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以及大股东控制等与相关制度背景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讨论之后，本文以上市公司为背景，提出了一个关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动机复杂、多功能的大股东内部市场”，其核心观点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我国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内部市场具有复杂的形成动因。内部市场是在外部市场机制、大股东激励乃至政府利益等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形成的;由于这种动机的复杂性，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表现出了复杂的经济后果:内部市场既可能促进经营效率的提高，又可能成为大股东“掏空”的手段，甚至有助于政府公共治理责任的实现，从而表现出内部市场功能的多样性。　　在上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文以2000-2005年全体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大股东内部市场的现状、形成动因及其多方面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地实证研究，从中发现了许多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重要结论。　　首先，本文对内部市场现状的描述性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市场主要体现为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其中，内部产品市场是内部市场体系的核心，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并且内部产品市场的运作与其他内部市场的运作密切相关。　　接着，本文通过三个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决定内部市场形成的内外机制。我们发现，无论是基于全体上市公司样本的一般分析还是针对IPO公司的局部分析，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内部产品交易和内部资金交易程度，均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集团控制、大股东控制权、政府控制、重点国有企业控制以及大股东成立时间等大股东特征变量显著正相关。因此，在大股东内部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效率促进、大股东掏空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可能是其中的三个重要动因。与此同时，发现IPO前大股东内部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上市公司IPO时股权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大股东内部市场形成背后所代表的大股东激励。　　在验证大股东内部市场形成的复杂动机之后，本文从四个方面实证考察了大股东内部市场经济后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是内部市场与财务业绩。发现，大股东的内部市场确实同时存在效率促进和掏空两种效应，上市公司财务业绩的高低取决于在不同的内部交易范围内效率优势和掏空效应的相对大小。总的来说，存在内部市场虽然会带来更多的大股东掏空，但由于更大的交易成本节约而有利于上市公司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大股东的内部市场与上市公司价值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和曲线关系，而是向右倾斜的N型关系。其次是内部市场与会计盈余质量。尽管内部市场的存在在大部分情况下有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可预测性，但内部市场交易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和价值相关性也越低。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部市场的存在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最后是内部市场与市场业绩。无论是以Tobin Q还是股票市场回报率作为市场业绩的衡量，都发现内部市场与市场业绩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内部市场对市场业绩的提升作用并没有象对财务业绩的影响那么显著。　　综上所述，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在各种动机驱动下形成，其经济后果也表现出了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循的特征。这体现在:一方面，从不同的经济后果来看，内部市场表现出了不同的功能。比如，内部市场虽然总体上有利于企业价值（包括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从而表现出“效率促进”的功能，但却不利于成员企业的会计透明度，从而反映出内部市场的某种“掏空”功能。另一方面，即使是同样的经济后果，不同的内部市场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内部市场也有损害企业价值和提高会计盈余质量的情况。总的来说，本文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动机复杂、多功能的大股东内部市场”这一核心理论假说，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与大股东的内部市场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本文的研究不但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对相关的学术文献也有一定的贡献。在实践意义方面，本文在国内率先运用更为具体和合理的指标，采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最新的大样本数据检验了内部市场的形成机制及其主要经济后果，其结论首次清晰地指出我国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济后果及其存在的限制条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关联交易产生的制度根源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清了其存在的危害性。这些发现不但有助于相关监管机构在合理发挥内部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制定规范内部市场运作及其信息披露的政策规章，而且对有关转轨经济和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企业集团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学术贡献方面，与西方文献绝大部分基于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和市场营销等管理学视角研究大型M型企业的内部市场现象，因此主要是对内部市场与经营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基于公司财务和会计学的角度研究了内部市场的治理效率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内部市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内部市场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成果。不仅如此，本文第一次从各个方面（财务业绩、会计盈余质量、内外市场互动等）同时检验了内部市场的“效率优势”和“掏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相互关系，从更为综合性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经济后果，发现了许多更合理也更有趣的经验证据，从而在深度和宽度上发展了有关新兴市场国家中企业集团经济后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