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财务目标，然而如何有效衡量公司的价值，理论界远未达成共识。企业作为各种契约关系的联合体，其财务管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管理和行为管理相融合的财务契约管理，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财务契约主体都能获得相应的收益。问题在于：决定公司价值的收益是如何在契约主体之间进行分享的?不同的价值计量方法与收益分配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经济后果如何?建立在契约主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传统财务业绩指标在财务契约履行中存在哪些缺陷?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相信有助于全面把握财务管理的精髓，也是实现财务管理目标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本文的研究动机即起源于此。　　 自20世纪50年代，莫迪利阿尼和米勒首次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引入了制度性财务分析方法以来，史密斯和华纳(1979)、汤生(1979)等人分别从财务契约的债务契约、资本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然而，其研究大都停留于“财务资产中心观”或“财务资本至上”的逻辑基础之上。在作为“契约的联合体”的现代企业中，资金和其他资源要素拥有者所拥有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了其在企业的地位、决策影响力和收益分享额。而界定资源拥有者利益与权利义务关系的财务契约(包括债务契约、激励约束契约及企业内相对固定的契约如财务政策)，都需要进行价值衡量与行为管理、打上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的“契约”印记。这其中，反映资金所有权关系的财务契约在企业契约耦合体中必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另外，作为衡量财务契约主体缔约目标的财务指标，对于财务契约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财务契约的绩效考评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不同的财务指标会引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作为现代财务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现金流量可将财务目标与财务活动、财务风险与财务收益、价值管理与制度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检验代理成本和衡量公司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对于深入研究财务契约关系、合理反映财务契约内容、有效度量财务契约缔约目标与执行效果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以财务契约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对于整合现有自由现金流量相关研究成果、拓宽自由现金流量的研究思路与范畴、有效分析自由现金流量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降低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提供了有效途径。　　 本文的逻辑思路如下：除导言外，共分为7章。第1章主要对自由现金流量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描述了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归纳总结了经典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最新研究动态、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等，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2章以企业契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财务契约基本理论框架进行了探讨，指出持续获得剩余收益实际是财务契约主体缔约的原因，也是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第3章对利润等财务业绩指标在财务契约主体利益保护方面存在的局限进行了剖析，进而对自由现金流量指标在财务契约运行中的优势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财务契约整体运行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第4章分别就传统收益等指标和不同口径的自由现金流量指标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或经营失败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自由现金流量在财务契约缔约决策方面的优势；第5章分别就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和超额现金持有等代理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自由现金流量能否有效揭示经营者的代理行为；第6章分析验证了自由现金流量与大股东代理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考察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点，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是否具有特殊的表现；第7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创新点、研究局限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并分析指出了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含义。　　 笔者认为，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　　 第一，系统分析考察了自由现金流量在财务运行中的作用机理及其对财务契约主体利益关系与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需要明确了财务契约的特点、财务契约主体缔约的目标和财务契约有效性的表现等基本理论问题；继而，从博弈均衡的视角提出现代财务契约是投资者、经营者、员工和政府部门依据其拥有的要素资源组成的一种资源整合约定，各要素拥有者依据其资源要素在财务契约剩余收益中的作用大小，平等地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笔者认为，有效计量剩余收益的指标既影响到财务契约缔结的有效性，也将最终影响财务契约主体实际分配获得的剩余收益水平。基于此，本文对利润和自由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现金流入保障、考虑了公司持续发展的自由现金流量能有效度量公司价值，能够真实体现财务契约主体的缔约目标并能够科学确定各自应分享的权益，而传统财务业绩指标固有的缺陷难以实现这些功能”的观点。笔者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指标独特的设计理念决定了其在财务契约中作用机制的发挥需要财务契约主体之间构建长期的契约关系、以持续获得自由现金流量剩余收益作为缔约的基本目标。这不仅是有效避免对自由现金流量操纵的需要，也是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财务契约履约机制安排的需要。因而，在各种财务指标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中，本文未采用传统计算超额累进收益的事件研究法，而是代之以关注自由现金流量指标与公司长期的盈利持续性。笔者认为，此种研究思路既符合本文研究的自由现金流量指标对公司价值有效计量的假设，也符合财务契约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　　 第二，运用实证分析技术，对自由现金流量在有效验证经营者、大股东等的代理成本进行了实证检验。财务契约的未来决策属性决定了其可能更加不完备，因而，自由现金流量在财务契约中的作用还在于可利用自由现金流量有效验证代理成本。本文认为，实现剩余收益仅是财务契约缔约目标实现的一个方面，惟有真正实现自由现金流量剩余收益在各财务契约主体间依要素贡献平等、合理地进行分配，方可实现财务契约的缔约目标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决策和财务契约执行中缺乏有效的计量标准，使代理人拥有了通过各种代理行为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自由现金流量指标的计量功能不仅能够真实度量公司收益水平，还能验证和揭示代理成本是否发生。一般认为，“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是由于未有效应用自由现金流量财务指标，导致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拥有了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从而通过隐瞒与占有剩余收益等各种代理行为增加自身效用水平而发生的代理成本。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技术验证了自由现金流量可有效识别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和超额现金持有等代理行为。笔者认为，鉴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在没有相关而可靠的信息反映这部分自由现金流量、缺乏完备的履约机制的情况下，不仅经营者会滥用、而且公司控股股东也有强烈的动机占有此部分自由现金流量。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为笔者提出的控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假说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第三，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财务契约总体运行模式。该模式的总体思路在于：以自由现金流量为基础，明确契约主体的缔约目标与利益关系，使财务契约及其履行以增加自由现金流量为导向，通过各种履约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的发生。　　 第四，本文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预期投资模型和预期现金持有模型，对过度投资和超额现金持有等自由现金流量代理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研究中引用了一种全新的、与詹森自由现金流量概念更为接近的自由现金流量计算方法；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对自由现金流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代理问题与特点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拓宽了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改进了研究方法。　　 笔者深知，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未能特别关注如何在决策时通过合理估值科学预测自由现金流量，以及如何对预测结果进行检验问题，凡此种种，均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地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在此，笔者恳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