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来看，张爱玲与《海上花列传》的关联几乎贯穿着张爱玲的整个创作生涯。张爱玲从十三四岁起开始接触《海上花列传》，之后又反复阅读，她的散文或者小说里依稀可见《海上花列传》的痕迹，而出国后张爱玲更是耗费十几年心血对《海上花列传》进行国语注译和英语翻译，可见张爱玲对它的珍视和推崇。　　张爱玲为何如此衷情《海上花列传》呢？对照她的文学观和《海上花列传》体现的文学观，找到两者的共鸣，再将其和众多狭邪小说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得出张爱玲推崇《海上花列传》的原因。一，其他狭邪小说不是“溢美”—将妓女美化;就是“溢恶”—将妓女塑造为蛇蝎心肠的坏人，只有《海上花列传》承继了《金瓶梅》《红楼梦》以来的写实传统，而这和张爱玲的“写实”审美便取得了共鸣。二，《海上花列传》跳脱出了其他狭邪小说爱与欲的极端，既打破了浪漫爱情的才子佳人的那一套“爱”的模式，也没有流向欲望的漩涡，在张爱玲看来，“它的主题是禁果的果园”—爱情，这和张爱玲的写作题材也相一致。三，《海上花列传》不像其他狭邪小说只是为了追求娱乐消遣，它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尤其是白描手法和张爱玲的审美追求有共鸣。从中把握到了张爱玲和《海上花列传》在写作手法（写实）和爱情书写上有一定共鸣，于是将共鸣落实到文本上。　　在写作手法上，两者在“写实”手法上产生共鸣。两者都讲求在创作时要熟悉材料，才能产生事实的金石声;而因为是熟悉的材料，所以他们注目的都是普通人和普通事，因此阅读起来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写普通人如果写实，人物便是不彻底的，而为了写实，所以要使用参差的对照的方法来写人写事。又因为张爱玲的创作的后期更为关注《海上花列传》，所以“平淡而近自然”的这种写实风格在张爱玲的后期小说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　　在爱情书写上，张爱玲和《海上花列传》中的爱情刚好是两相照应的模式，一种是“年轻的时候”，这种爱情模式，并不单纯指年龄的年轻，而是爱情观上的“年轻”，指那些没有承担生活重荷，没有经受虚伪世俗，初次投入爱情，所以一往情深的人。还有一种是“千疮百孔的爱情”，指在沉重而繁琐的日常生活里，在看到了世人冷暖的现实社会里，各人不得不替自己算计，过了“年轻的时候”，现实劈头盖脸砸过来，才发现“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而张爱玲的文学成就绝不仅仅只是和《海上花列传》取得共鸣，她的创作灵感也不只是来源于《海上花列传》这一部小说。一方面，她在《海上花列传》的国语注译版中对《海上花列传》有一定删减，这体现她对《海上花列传》的不完善之处进行修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对《海上花列传》的超越;另一方面，在艺术手法上，张爱玲承接了包含《海上花列传》在内的旧小说的中国味道的文字韵味，她又汲取了西方文学艺术的手法，包括心理描写、蒙太奇等，而张爱玲传神的心理描写相比旧小说用白描来曲折表现人物心理，显得更为深入;在小说主题上，《海上花列传》中“一笠园”的败笔削弱了它的悲剧力度，相比之下，张爱玲小说的底色—人生虚无主义，使得张爱玲小说里无论是无所作为的庸常的人生还是积极的人生，都是一出悲剧。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普通人生，放置在历史长河里便是无穷无尽的虚无。张爱玲主题的深刻性也远远走在《海上花列传》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