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对南极进行的跟踪性科学考察活动表明,塑料垃圾已经深入到南极海域,并且朝着微型化方向发展。由于南极极端低温的气候条件,塑料垃圾在南极海域更加难以降解,对南极海域乃至整个南极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尤为突出。自1959年《南极条约》签订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与1991年《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等为代表的南极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南极条约体系。同时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和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等为代表的国际法律体系对于禁止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环境也做出了一般性规定,并且其中部分条约更是将南极海域列为特别区域加以保护。但从南极海域受到塑料垃圾侵扰的现状来看,国际法的运行实效并不理想,可以说全球海洋包括南极海域在内,国际法对于海洋塑料垃圾这一问题是缺少具有一定针对性的预防、保护与解决措施的。当前对于海洋塑料垃圾的概念、主要来源和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研究并未形成统一认知,通过梳理国际法当中与南极海域环境保和规制海洋塑料垃圾的相关规定,为分析国际法规制南极海域塑料垃圾存在的不足限定论述框架。同时,南极海域塑料垃圾的预防与治理是在国际法层面是存在一定的法律困境与不足的,并且南极条约体系也存在着环境损害责任机制与执行机制不足的情况。其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平权式的组成模式必然会导致国际法碎片化现象的出现,而不同国际法体系之间的规定有时会有不协调甚至冲突之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关于沿海国的规定构成了海洋划界的基石,但是在南极大陆并不存在主权国家,因此60°S以南的南极海域并不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界限划分,虽然南极条约体系规定了缔约国的集体管辖权,但是从南极海域塑料垃圾这一现实问题来看,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国际社会目前也缺少管辖海洋塑料垃圾陆地来源的法律规范。而南极条约体系对于第三国的效力问题也成为缔约国执行体系内法律规范的一个现实问题,加之南极条约体系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方面缺少一定的强制力,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条件导致缔约国执法成本过高,这样的现实因素也给南极海洋环境的保护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国际组织自其产生以来,为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很多主权国家解决乏力的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国际组织在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国际协商与对话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南极环境保护方面一直寻求多方合作并且积极监督国际法的运行。南极海域塑料垃圾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南极事务的历史演进来看,南极的特性也使得国际合作是解决南极海域塑料垃圾的必经之路。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现有南极海洋保护区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能够适当减少创制新的法律规制机制的阻力。中国参与南极事务的几十年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成就,在南极的各项科学活动有条不紊进行当中,但是在南极事务的法律制度的参与性方面仍旧存在提升空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持久和平、清洁而美丽世界的全球新型治理理念指引下,中国参与南极海域塑料垃圾的治理是中国回应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的有益尝试,向世界传达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同时作为参与南极事务的新契机,该问题能够起到有序参与南极事务与深化南极活动国内立法的双向提升目标。在坚持以自然和科学考察活动为核心的国际合作的同时,优化南极海域塑料垃圾问题在法律规制层面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