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晏子春秋》成书的时代在西汉王朝由中兴转向衰微的时期,此时皇帝政权旁落,宦官和外戚占据高位,皇权岌岌可危。儒生好言灾异的学术氛围和灾异频发的社会事实,都影响了刘氏的政权统治。有心者利用灾异论干涉皇帝对于臣子的任命与罢免,甚至提出禅让,让皇帝将帝位传给应验五德预兆的人以解决灾异。晏子辅佐昏君齐景公治理国家,消除灾异的故事正符合西汉现实政治的需要。编者刘向作为汉室宗亲,一心想帮助君王稳定皇位,但由于汉帝身边佞臣环绕,谏言无法传达,于是借编撰《晏子春秋》一书,隐晦地对君王提出建议,故而此书的寄寓色彩乃由其时代需要所决定。本文主要探讨了今本《晏子春秋》的编撰背景,《晏子春秋》灾异方术题材的言说意图,《晏子春秋》内容的政治寄寓和《晏子春秋》的文学寄寓性这四个关键问题。一、《晏子春秋》的编撰背景此章阐述今本《晏子春秋》编撰者刘向身处西汉国力逐渐衰亡的时期,当时的统治者遇到了政治上的困境,外戚宦官把持朝堂,同时又逢灾异频发,于是本就好言灾异的汉代儒生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鼓吹皇帝禅让说。刘向既要上谏言提醒君王任用贤臣,又要防止灾异论动摇刘汉王朝的统治。然而多次上书都被奸臣发现并陷害的经历、以及君王不听谏言的事实,迫使刘向转换思路。他为皇家编撰图书时,收集了大量历史故事,编成《洪范五行传论》以此引导统治者正确对待灾异。又编《五经通义》帮助君王确立社会规范,抒发了自己的治世理想。产生于同一背景之下的《晏子春秋》,也是通过编撰故事的方式寄寓刘向思想的作品。二、《晏子春秋》灾异方术题材的言说意图《晏子春秋》中有二十二篇故事,体现了十分明显的灾异方术情节。故事中的晏子言说灾异方术,目的在于引导君王改变恶行,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在晏子故事中,灾异不可怕,只要君王心系百姓,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施行仁政,以身作则,灾异现象甚至不需要方术就可以消除。这样的故事主旨符合刘向所说的儒家“六经之义”,他记录这些故事的内容,不仅是向君王提出建议,也是驳斥那些通过灾异论说动摇刘氏正统地位的人。三、《晏子春秋》内容的政治寄寓《晏子春秋》中的晏子认为,一位贤君应该仁爱百姓,任贤纳谏,节制守礼。君王想要做到仁爱百姓,就必须轻徭薄赋,心系百姓,尊重规范,减省刑罚,以德服人,减少征伐;君王想要做到任贤纳谏,就必须明辨善恶,远离佞臣,广开言路,接纳谏言;君王想要做到节制守礼,就必须享乐饮食要适度,服饰衣着要得体。刘向确实只是《晏子春秋》的编者,对典籍删改的权力较小,但这不妨碍他以记录晏子故事来寄寓对汉帝的期望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四、《晏子春秋》的文学寄寓性晏子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生动丰富,具有多面性,故事中贤臣通过谏言辅佐君王扬长避短,施行仁政德治,通过叙事和对话展现了使国家远离灾异衰亡的主旨。晏子的形象表现了臣子进谏的重要性,且以灾异谏君正是汉儒的特点之一。而景公的形象则是一位善于纳谏改过的君王,也是西汉末年的统治者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君主本身不必道德圆满,只要纳谏如流、从善如流,就可能带来国家的安定、治理的顺畅。刘向所编本《晏子春秋》中保留的故事有其特别的时代指向、政治寓意,乃汉代现实统治所亟需。但因为是以寄寓方式表达的,且后世接受过程中汉代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故以灾异谏君的时代特色越来越被淡化,而晏子智慧忠诚的性格特色却得到了很大的凸显,这是由文人谏言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这虽是时代演进的某种必然,但却不能忽视这部典籍成书之初的现实价值,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