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1.探讨糖尿病与负性心理(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2.探讨糖尿病患者的应对方式、人格特征、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的特征。3.探讨糖尿病患者应对方式、人格特征、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对负性心理(焦虑、抑郁)产生的影响。4.探讨糖尿病患者人格特征、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对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配比病例对照研究,糖尿病组选取烟台市几大医院住院、门诊的糖尿病患者150例,入组标准均符合WHO(1999年)关于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有严重躯干疾病、脑器质性疾病、精神疾病、酒及药物依赖者、妊娠哺乳期妇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为配比因素,选择健康志愿者150例为对照组。采用目前国内普遍应用的心理调查问卷,包括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MS)、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采用面对面方式,由调查人员描述调查的目的、意义,取得被调查人员的合作。调查项目由被调查人员自评填写。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方法,探讨糖尿病(Ⅱ)患者与负性心理(焦虑、抑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人格特征的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人格特征对负性心理与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组的抑郁、焦虑、消极应对、及EPQ的P与L分的评分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糖尿病组的积极应对与社会主观支持的评分均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客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以及EPQ的E与N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应对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呈显著正相关;与EPQ的P分呈显著负相关。抑郁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支持利用、EPQ的E分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EPQ的N分呈显著正相关。3.主成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极应对、焦虑、抑郁、EPQ的P分、L分,以及教育程度与饮酒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而积极应对、EPQ的N分是糖尿病保护因素。4.主成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主观支持、及EPQ的E分是糖尿病患者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EPQ的N分是糖尿病患者焦虑发生的易患因素。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糖尿病患者易采用积极应对。EPQ的P分高的糖尿病患者易采用消极应对。结论本文运用病例对照研究,探讨了心理、社会等因素与糖尿病的关系,初步揭示了糖尿病患者不同个性与心理特征,以及不同的应对方式等。表现为糖尿病患者积极的应对方式和较高的自我效能与抑郁呈负相关、神经质的人格特征与焦虑情绪呈负相关、自我效能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精神质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由此得出,糖尿病患者在面对日常生活的各种刺激时采取了较多的消极应对方式,而这一点又使糖尿病患者获得较少的主观支持并且对支持的利用也较低。由此可以推论,敏感的个性、较低的社会支持以及采取较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常常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建议建议在今后糖尿病防治过程中,在重视药物治疗与群体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要结合病人的心理、个性、应对方式等特征,加强个性化教育,提高其社会支持度,以期获得更好的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改善其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