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的关键,其对公司价值及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围绕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以反映公司投资行为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为切入点,再将股权结构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不同股权结构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并验证其背后的动因,是探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种重要方法。股权结构主要包含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因素。其中任何一方面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公司控制主体及各行为主体间利害关系发生变化,这将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最终会波及投资与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本文以此思路,选取2005—200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首先检验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的存在性及其动因；再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对全样本进行划分,并以第一大股东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投资行为动机为研究主线,分别验证第一大股东在三种股权集中状态下表现出的监督效应、隧道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并比较国有、非国有上市公司在三种股权集中状态下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差异；最后,又检验了第一大股东三种效应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即上市公司在三种效应的作用下最终是否表现为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1.验证了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存在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发现：(1)全样本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存在敏感性且有过度投资倾向。(2)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有显著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2.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行划分,验证了第一大股东监督效应、隧道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1)受第一大股东监督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影响,全样本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会降低；而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则使其现金流系数明显加大。(2)股权分散时,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监督效应比国有上市公司显著,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系数的下降程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时,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强于国有上市公司,致使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时,第一大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使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系数降低,而非国有上市公司不能通过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来验证大股东利益趋同效应的作用。(3)在第一大股东三种效应作用下,全样本、国有、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呈非线性关系。3.检验了第一大股东三种效应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最终结果。发现：(1)全样本上市公司由股权分散到股权制衡再到股权集中时,过度投资现象逐渐显著。(2)股权分散时,国有上市公司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股权制衡和股权集中时都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非国有上市公司在三种股权集中状态下都不存在过度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