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收入分配不均不仅是学术界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痛点。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仍旧十分明显甚至日益扩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城市规模引起的工资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就业总量增长迅速,劳动者开始纷纷涌向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发现不同城市规模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工资差距。基于此背景,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2002和2007年的流动人口样本和城镇人口样本的数据研究了我国大城市工资溢价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由以上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很多有趣且重要的结论。通过回顾以往文献,国外对城市规模溢价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对溢价背后机制的研究,并且着重对溢价机制进行综合分析,虽然不同的研究对溢价机制各有侧重,但大都强调了选择效应、学习效应和聚集效应。而国内对城市规模的溢价关注较少,则主要集中于对城乡间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宏观研究,并且国内文献多集中于从某个单一的因素对工资溢价背后的机制进行研究,少有对多个影响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并分解的研究。而从理论综述和国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造成工资溢价的原因是复杂的,如果能够对中国不同城市规模的工资差距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并分解机制的解释力,这将更准确的解释城市规模与工资水平的关系。本文将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相关机制纳入到一个模型框架中,以一个统一的视角将补偿效应、禀赋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选择效应和规模效应对规模溢价进行机制分析,以揭示大城市平均工资更高的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结论显示,聚集效应和选择效应影响在两种群体和两个样本年度内都表现地最为突出,而学习效应和匹配效应在群体内和不同时间下有显著差异。在不考虑劳动者的自发流动下,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在五年内的规模溢价率都有所减少,这种减少抵消了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城市工资差异,但考虑劳动者自发的流动后,流动人口的规模溢价率对城市工资差异的抵消作用依然很大,但城镇人口由于出现溢价率的动态增长而减少了其对城市间工资差异的抵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