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这一自人类产生以来即存在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息从未间断，人口的城乡流动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大规模发展，有一部分原来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及一部分农民工，来到乡村旅游地，成为农村的旅游劳工移民。这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尚未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这部分迁移人口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乡村社区的发展，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论文选取西递村作为研究案例地，运用访谈法、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调查方法探讨了西递旅游劳工移民类型划分及特征，着重研究了旅游劳工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动力机制、社会融合情况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 研究发现，西递旅游劳工移民具有明显层次类型的差别，根据其所处职位可以划分为大中型旅游企业管理者、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个体小生意者、底层旅游雇员四类，各类型的特征差异非常明显。 在动因研究上，各类型旅游劳工移民差异明显，大中型旅游企业管理者、个体小生意者、底层旅游雇员多关注经济因素，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更多关注的是西递的环境吸引。总体来说，西递旅游业快速发展、舒适的乡村田园风光、旅游职业积极特性形成的特有拉力以及原居住地就业、工作压力大形成的推力共同作用，成为西递旅游劳工移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政府政策成为影响旅游劳工移民迁移的中间障碍。 在社会融合方面，笔者选取身份认同融合和结构性融合两个维度来描述西递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的特征和进展情况，不同类型的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差异明显。大中型旅游企业管理层的融合程度最低，处于社会融合的“相遇”阶段；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个体小生意者、底层旅游劳工移民的融合程度依次递增。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处于“适应”阶段；西递村民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由于个体小生意者存在与村民同质化经营的问题，也受到了一些排斥和抱怨，但是由于个体小生意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与等地村民比较类似，处于社会融合的“同化”阶段；尽管底层旅游劳工移民多认为自己是“在西递打工的外地人”，但是本地人却将其视为“本地人”，同个体小生意者一样他们也处于社会融合的“同化”阶段。 作为一群农村社区的外来人口，旅游劳工移民导致西递社区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非常直观的，包括优化西递人口结构，弥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等方面。除此之外，西递旅游劳工移民的影响还包括带动VFR旅游的发展、既抢占就业机会也为本地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剧社区关系危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