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经导管介入封堵下腔静脉窦型缺损（inferiorsinusvenosusdefect,ISVD）目前仍列为介入治疗的禁忌症。本研究基于以往的研究经验,探讨经导管采用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封堵器对ISVD行介入封堵的可行性。方法自2014年6月至2021年3月,本研究共纳入12例直径＜25mm ISVD的患者。所有患者在术前常规进行多层计算机断层扫描（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MSCT）扫描,并基于 MSCT 图像进行 3D（three-dimensional）重建并打印相应心脏模型。术前,每名患者皆在个人3D心脏模型上进行介入封堵模拟并选择合适型号的封堵器。患者在术后进行长期随访以追踪此方法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随访检查包括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phy,ECG）、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echocardiography,TTE）和 X 线胸片等,并在术后 6 月或 12 月时再次进行MSCT检查。结果研究共纳入12例直径＜25mm ISVD患者,均成功进行3D模型打印。其中4名患者同时合并继发孔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ASD）。12名患者均在X线指导下成功实施介入封堵治疗。ISVD采用PDA封堵器进行封堵,而继发孔型ASD则同期采用常规ASD封堵器进行封堵。通过TTE测量的ISVD平均直径为（12.67±3.80）mm,而通过3D模型测量的ISVD矢状轴和纵轴的平均直径分别为（17.08±3.20）mm和（18.42±4.62）mm。PDA封堵器的平均尺寸（肺动脉侧直径）为（28.17±3.35）mm。与术前相比,X 线心胸比（0.51±0.04vs.0.47±0.06,P=0.007）和右心室前后径（31.17±5.65mmvs.24.58±3.75mm,P＜0.001）术后均较术前有明显下降。在中位随访时间为52.50（19.25,74.75）月的随访中,封堵效果满意,随访期间未发生封堵器移位、死亡、心包填塞等严重不良事件。结论在3D心脏模型辅助下,经导管采用PDA封堵器封堵ISVD效果良好,为ISVD提供一种新型介入治疗策略。背景在过去的50年内,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封堵器的器械发展迅速。国内各大临床中心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类似于Amplatzer Duct OccluderⅠ的国产封堵器。此外在临床上应用时间较短但应用亦较广泛的是Amplatzer Duct OccluderⅡ（ADOⅡ）或者血管塞,此类器械的优势是可以完整收入5F输送鞘内,直接通过5F的下肢动脉鞘进行操作。在临床实践中,经验丰富的术者通常可以采用不同的介入入路,选择合适封堵器进行介入封堵治疗。然而,目前尚缺乏不同介入封堵入路之间对比的文献资料,未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和分析。目的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总结和比较不同介入入路封堵PDA的优劣,为临床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所有在本院接受经导管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的患者。患者依据不同介入入路进行分组,分为股动脉入路（femoral arteryapproach,FAA）组、单纯静脉入路（simpleveinapproach,SVA）组与常规动静脉入路（conventional arteriovenous approach,CAA）组,并通过 1:1 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匹配。将匹配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比较不同方法之间在住院时长、手术时长及造影剂用量之间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76名患者的平均年龄为（21.05±21.15）岁。平均体重为（38.23±24.1）kg,平均身高为（130.14±34.45）cm。PDA 的平均直径为（4.29±2.25）mm。男性127人,女性349人,其中成人205人,儿童271人。采用CAA有197例;SVA有223例;FAA有56例。FAA组中的PDA直径小于其他两组;但在成人和儿童中直径相似。通过PSM,在CAA组和SVA组中各纳入136名患者。与CAA相比,采用SVA在住院时长、手术时间和造影剂使用量均显著短于CAA组（P均＜0.05）。在FAA组和CAA组中各纳入30名患者。CAA组的手术时间长于FAA组,其余指标未见差异。各组术后并发症无明显差异。结论采用SVA和FAA介入封堵PDA安全有效,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介入入路。和CAA相比,SVA在简化手术流程、手术时长和造影剂使用量上具有一定优势;FAA则可以简化手术流程。背景巨大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常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pulmonaryhypertension,PH）。PDA的首选治疗方式是经导管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但合并重度PH的患者目前常用的治疗方式是先进行右心导管检查再决定是否进行封堵。目前大部分专家认为全肺阻力（total pulmonary resistance,TPR）＜4 woods可以直接进行封堵;＞8 woods的则不建议进行封堵;而4～8 woods之间的患者则推荐根据各中心经验决定是否进行介入封堵。因此,临床上一般会对＞4 woods的患者会进行试封堵手术,在试封堵前后观察平均肺动脉压力（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mPAP）水平和下降程度,以及患者的临床症状,来决定是否释放封堵器。但并未形成明确的可视化指标,目前主要根据的仍然是是各自中心的经验。同时封堵后影响随访期间PH的因素尚未完全阐明。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成人PDA合并重度PH介入治疗的可行性并探索术后随访期间维持PH的影响因素,为指导试封堵手术提供明确的指标。方法本研究共回顾性纳入139例PDA直径≥10mm或动脉导管未闭/主动脉＞0.5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经导管介入封堵PDA手术。收集术前术后及随访的临床资料,并探讨影响随访期间PH的因素。结果139例纳入的病人平均年龄为（34.60±10.32）岁,其中有134例成功实施了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另有5名患者因试封堵术后mPAP未明显下降甚至升高而放弃封堵。PDA封堵器（肺动脉端直径）的平均直径为（22.30±4.76）mm,约为PDA最窄处直径（11.66±2.16mm）的两倍。封堵后左心室舒张末期直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LVEDD）、右心室舒张末期直径（righ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RVEDD）、mPAP 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显著降低。在随访期间,LVEDD、RVEDD 和LVEF均恢复到正常水平。研究共纳入的78例TPR＞4 woods的患者中,42例患者在随访期间仍存在PH。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术后mPAP是影响术后随访期间PH的唯一的影响因素。建立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临界值为 35.5mmHg。结论经导管介入封堵巨大动脉导管未闭合并重度PH的患者具有可行性。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封堵术后mPAP是影响随访期间PH的唯一危险因素,对于封堵术后mPAP＞35.5mmHg的患者比封堵后mPAP＜35.5mmHg的患者在随访期间出现PH的风险高,随访期间应给予更多关注,可考虑靶向药物治疗或6月后复查右心导管检查。自问世以来,3D打印技术在航空航天和机械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近年来,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用于3D打印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口腔、骨科、整形外科等临床应用中。在结构性心脏病中,3D打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D打印技术不仅限于心脏的结构诊断,还可以通过新材料和组织工程的应用重建血管和软组织。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融合3D打印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3D打印生物相容性材料并覆盖细胞和组织,可以缓解目前缺乏人工瓣膜和血管移植物的困境。它为患者带来了再次手术的机会,甚至可以避免服用抗凝药物并减少与出血相关的并发症。可以预见,3D打印技术在结构性心脏病中的应用未来将有广阔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