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予以明确界定,所谓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由此可见,刑事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进程中起到关键的程序启动、搜集证据、保障诉讼的重要角色。为了能够查清案件事实,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及财产合法权利的目的,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搜集证据、必要时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权力,这个权力谓之侦查权。一定程度上来讲,侦查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而侦查机关所享有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查封扣押等对人和物的权力,往往涉及公民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侦查权很容易被滥用,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为了能够对侦查权予以最大程度的控制,防止权力被滥用,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责,对侦查权予以控制,但我国刑诉法对侦查控权模式的设置基本属于有内容而操作性十分欠缺的制度,且对侦查权的控制也多属于“事后”控制。这种“软”监督和“事后”监督模式显然具有软弱性和滞后性,因此,出现了侦查权无限扩张,侦查活动违法而又难以纠正的局面。近年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将对侦查权的控制列入改革范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也先后出台了“四项改革规定”①,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和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纷纷贯彻落实,并相继推出创新性经验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毕业论文对侦查权的属性和侦查权监督制约的现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并对各地检察机关尤其是山东省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开展侦查权监督工作的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侦查监督立法的角度,着重谈侦查监督体制的改革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