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管理环境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排污收费制度体现了“污染付费”的原则,是促进污染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作为度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生态效率能够综合反映地区生态_一资源_一经济间协调发展的水平。现有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文献,多集中于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科学测度生态效率,并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仍然较为匮乏。本文研究对于厘清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综合运用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规避污染产业在东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和提升生态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以资本、劳动、能源作为投入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CO₂）排放量分别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构建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并运用超效率SBM（Slack-based measure model）模型测算中国1990年至2017年省际生态效率水平。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生态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生态效率值显著高于内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规模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是中国省际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分析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是否有助于提升生态效率。实证结果显示,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的减排效果虽然明显,但是对生态效率产生了一期滞后的负向影响。为了探究该影响可能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验证该项政策对实施改革省份经济的增速产生了抑制。可能的原因在于,实施改革的省份由于排污成本增加而将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转移至未实施改革的省份,也即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在地区间的不一致,导致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在地区间进行了梯度转移,从而导致未实施改革省份成为实施改革省份的“污染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