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作为在边境地区居住生活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在戍边守边、协助维护边境安定方面,还是在日常交往中维系国与国之间民心相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边民”身份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总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出现,好像无需对此进行过多讨论。边民不是被看作导致边境安全存在隐患从而亟待治理的客体对象,就是被当作频繁流动、不受拘束的“自由人”,他们游离于国与国之间,他们的生活好像一直保持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惯习而进行。但若是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出发,“边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身份从何而来本身就值得深入探讨。“边民”身份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建构的互动中产生的身份,它自诞生之初便受到来自国家机构的规范,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家部门对其进行的特殊管理,使得“边民”身份拥有与其他身份所不同的特质,进而得以出现。然而边民是拥有主体性的存在,他们在为获得生存资源而进行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在国家所规定的制度结构之下,在意识到自己的“边民”身份之后,能动地参与建构了自己的“边民”身份,这同时也是边民主体对“边民”身份的理解与诠释。本文正是围绕以上核心问题展开论述。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老街边民为例,通过描述老街边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来回答边民主体如何参与“边民”身份建构过程的问题。老街在地理方位上处于中越边境地区,在中国近代西南边界形成的过程中,这里逐渐成为一个边民聚集的边境圩市。在老街圩市形成之后的百年时光中,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发生的诸多边界历史事件,为这里边民特殊身份的塑造奠定了基础。“边民”身份首先要在一定的国家边疆治理制度之下才能得以产生,国家与国家的互动以及国家对边疆安定的需求,促成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了边民身份的建构。老街边民通过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互动,逐渐意识到“边民”身份的存在,并在获得边民证、互市证等身份证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对自身群体身份的认识,形成了对边民身份的认知和认同;同时他们在互动中也完成了对自我边民身份的解读与建构。老街边民在了解了边民身份所具备的权利与义务之后,在生计方式、婚姻选择、跨国流动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边民身份进行自我表达,从而使得“边民”身份所包含的意涵被持续建构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