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对西方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平庸的恶”集中体现了汉娜·阿伦特的政治伦理思想,可以说如果没有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理论的提出,就没有对大屠杀的清醒认识,更没有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阿伦特将“平庸的恶”定义为“无思想”,正是由于“无思想”致使正常人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平庸的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极权主义政权滋生了平庸的邪恶。在如何消解“平庸的恶”的问题上,阿伦特以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为理论背景,认为思维能够实现自我对话,避免邪恶。因而,在阿伦特看来,消解“平庸的恶”的最佳途径在于诉诸思维。鲍曼作为阿伦特思想的继承者,在分析了纳粹的社会制度结构之后,认为现代性导致了平庸的邪恶的发生。在现代性中,道德主体被碎片化,个体道德被湮灭。重新构建道德主体,无条件地承担道德责任,是鲍曼消解“平庸的恶”的途径。阿伦特和鲍曼最终都走向了个体道德,即依赖于个体自身的道德自律来避免“平庸的恶”的发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平庸的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例外的,而是必然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邪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非人性化的。同时,道德不是单纯的形而上的,道德需要世俗基础,现实的个人不可能普遍地放弃现实生活而独自去追求形而上的道德。因而,阿伦特和鲍曼所提供的方案都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平庸的恶”,他们的方案只适合社会精英,只是美好的理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善,避免恶的根本途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良善的社会制度才是消解“平庸的恶”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