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九条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该项罪名的颁布,历史性的填补了我国刑事法律在基因科技领域的空缺。以CRISPR/Cas9、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物风险和伦理风险,近年来,我国相关行政法律呈现出风险规制能力不足的特点。在此立法背景之下,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应运而生。本罪具有预防性刑法的特色,相较于传统刑法而言,提前了刑法介入的时间,扩大了刑法处罚的边界,但就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犯罪行为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危害而言,新罪的设立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类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应用的安全性。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属于行为犯,刑法以“植入”定义本罪的实行行为,以“情节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本罪以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为犯罪主体,其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在与域外基因领域相关刑事立法的对比中,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量刑较轻,本罪的多个构成要件皆显著体现了预防性刑事立法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平衡。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刚刚诞生落地,该罪在立法层面上尚需完善。为了规范基因科技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基因科技进步成果,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除对刑法本身的完善之外,我们应当建立起一套由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对基因科研行为形成有效规制。保障基因科技的健康有序发展、规范基因科研秩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