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承担意味着企业在创造利润时需要承担一定的不确定性,代表了为利润付出一定成本的倾向性和程度（Lumpkin and Dess,1996）。经济环境较为不确定时,合理承担风险既能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又能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Boubakri等,2013）。因此,如何激励企业积极承担风险并保持合理的风险水平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共同的热点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国有企业难以承担较高的风险水平的问题,制约了其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所以,如何提升我国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在风险承担领域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已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有利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国有企业特有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治理缺陷对其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针对上述治理问题进行了系列改革。自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后,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其实质在于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机制,引入非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股东,监督和约束管理层、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从而提高企业治理效率,特别是非国有股东得以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从而更好地落实其监督职能。因此,深入探讨非国有股东在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司治理效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从风险承担的视角检验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果。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9-2019年竞争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效果。首先,本文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然后将不同政治层级这一外部制度环境纳入研究框架,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进一步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具体风险承担方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2）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3）政治层级会对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产生差异化的影响;（4）非国有股东治理降低了国企融资风险的承担水平,提升了国企投资风险的承担水平,后者提升的程度大于前者。并且,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过资本性支出这一投资方式实现的。根据研究内容与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保障并落实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将其作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助力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良性治理作用;（2）推动落实国企分类改革,针对不同政治层级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引导,改善国企改革的整体效果;（3）协同治理与监管,促进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良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