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号召从追求“金山银山”转向更要有“绿水青山”,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环境规制是治理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具体执行的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存在疑惑,认为环境治理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所以并不完全执行环境规制。为了提升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即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污染减排目标并将减排绩效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此后,《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以及《环保法修订案》都延续了环保目标责任制且进一步完善了政绩考核实施评估体系。理论上来说,产业的发展决定经济总量,产业的规模、结构及其能源消耗又影响污染物排放水平。因此,产业转型升级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行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所以,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对于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解决如下问题:中国的环境规制对三次产业整体的转型升级有什么影响?“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者假说”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中是否具有适用性?随着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加大,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工业或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的作用如何?传导机制是什么?对于三次产业整体、工业或者服务业,未来如何才能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作用?为解决以上研究问题,本文的研究逻辑如下:首先,基于产业间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三次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影响。具体地,针对现有研究中环境规制指标不准确、存在明显内生性以及多关注环境规制对产业构成的影响等问题,本文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中提取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指标、结合产业构成与各产业生产效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度量产业转型升级,而且并分析“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者假说”对应的创新和产业转移两个机制的作用。其次,鉴于工业转型升级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基于产业内视角并顺应中国的环境规制的发展趋势,分析环保目标责任制这一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地区、行业以及企业三个层面考察该环境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再次,已有部分学者发现环境规制会提升服务业在经济总规模中的比重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服务业产出规模的不断扩张可能会形成服务业“成本病”,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增长。为避免该问题的发生,本文基于产业内视角聚焦于服务业行业内部,沿着环境规制——工业发展——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思路,研究环保目标责任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从地区、城市等级两个方面探讨环保目标责任制效果的异质性。最后,无论是对于三次产业整体还是工业或者服务业,创新都是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的长效机制。其中的绿色创新更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环保目标责任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从企业、行业的横向特征以及时间的纵向特征全面分析不同微观主体面临该环境政策时的绿色创新动机,以期为环境规制的优化和精准定位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主要发现如下结论:第一,环境规制对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作用。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采用创新或易地搬迁行为影响生产效率、产出结构进而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环境规制影响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随着创新程度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由抑制变为促进,当污染产业由转出变为转入时,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由正变负。总体而言,虽然产业转移机制在当前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创新机制才是环境规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潜在持续动力。此外,本文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惩罚型环境规制与预防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都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这种预防型环境规制能快速显著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排污费这种覆盖面广的惩罚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持续时间更长。第二,环保目标责任制这一更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该环境政策的作用随着地区、行业及企业的特征不同而不同。政府治理和市场需求是两个关键的地区因素,政府治理转型和市场绿色偏好会放大环境规制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只发生在污染密度大以及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这种积极影响在成立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度低的企业身上更显著。此外,环保目标责任制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创新机制的积极作用尚未被激发出来。第三,环保目标责任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进而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工业转型升级与工业转移是应对环境规制的两种策略;工业转型升级通过生产投入拉动作用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工业转移则通过影响收入进而抑制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环保目标责任制后,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驱动下会重点引导、培育低污染的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大量需求从而拉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难度大,往往会选择减产或者退出市场来应对环境规制。因此,环保目标责任制会引起同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向国有企业转移,国有企业产出规模扩张带来的收入增加又会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最终抑制服务业转型升级。第四,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但是本文研究发现其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型绿色创新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行业、企业异质性。对于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尽快地达到减排目标而采用极端快速的手段从而打压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热情。清洁行业中的企业受到的环境规制约束小且具备吸引外部资源的优势,所以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提升了这些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考虑企业的横向和纵向特征差异,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作用仅发生在国有企业或者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身上。为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作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环境绩效在政府晋升考核中的比重,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此外,在环境监测、执法过程中运用大数据,减少人为操纵数据的可能性,为地方政府执法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二,从政府、市场两个方面配套推进环境规制。具体可从加快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培育扩大绿色偏好市场两个方面着手。第三,因地制宜补充传导机制短板,释放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对于工业增加值规模占比较高的地区,政府要打造有利于创新或资源配置的环境。对于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占比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发挥工业转型升级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第四,考虑行业、企业特征来精准定位环境规制。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加大成立时间长、规模较大、资本密度较低、污染密度大的工业企业的减排目标责任力度,适当放松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资本密度较高、污染密度小的工业企业的减排目标责任力度。此外,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在污染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的应用,赋予这些企业灵活选择减排工具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