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汉初之时,学童、弟子、舍人三者身份往往纠葛,并由此影响到后世对三者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实际上,三者有同有异,区别明显,且各自功用不同。秦及汉初的学童由学室负责培养,学佴负责管理,其入学在十五岁傅籍之前,学习内容不仅限于学习书写文字,还包括“甲子”“算”“马”“大杂”等内容。秦学童经过相应的考核合格后,身份转变为“史”,但并不是“吏”,只有通过“揄史”这一环节后才正式成为吏员。目前可见秦时学童种类只有“史学童”,汉初则包括“史学童”“卜学童”和“祝学童”。据此,在汉初,后两种学童亦可在各级政府担任相应的职务。弟子在秦时出现较多,《除弟子律》可证明秦时公有性质的“弟子”是存在的。且这种措施是适用于全国。“学书吏所”条简文的存在更加符合“学吏弟子”的说法,“驾驺”“学工”等的存在可证明弟子并不算是只有一种类型。这种情况的存在恰好从覆盖范围的广泛性方面证明了弟子更加符合“以吏为师”的秦治理国家的思想。弟子的学习年龄通过与“卒”相对比可发现其并无限制,且在学习期间免除兵徭役,但在特殊情况下仍需服役。汉朝初时并无公有性质的“弟子”,在景帝时期重新开始培养弟子的原因则是源于汉初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古人对舍人的注解较多,唯“厩内小吏”令人无法理解,考《战国策》“车舍人”一语或可解释。简牍中“吏舍人”一语在其语境中指代的是“私舍人”。结合相关文献及简牍中“冣”的相关信息,可分析出确实有存在不同于“私舍人”并与之在身份属性上相对应的“公舍人”。对于“舍人”的总体认知,不能只证明其属性唯一性,其应当是公私属性皆有的。而无论“私舍人”还是“公舍人”,对秦政权来说都是重要的吏员补充来源。由于“私舍人”在秦社会家庭中的特殊性,其能够成为弥补秦律中“非公室告”缺陷的重要措施,具有告奸义务。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