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经历了秦汉时代的历史洗礼，几近溯成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特色。本文通过追踪从“百家殊业务为治”到“见王治之无不贯彻”的思想脉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典籍与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等考古发现，提出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主旨是“法令由一统”，对秦汉时代的法律思想变迁的理路做出了自己的论述。把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意欲找寻并揭示贯穿二者的“同一性”，从而探究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文明历史与逻辑的真谛，正是本文旨趣所依。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从战国末期历秦至汉末约三百年间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脉络，即从“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就“众家之技”即“百家殊业”，从众口嚣嚣、所言异路到“务为治”，最后归于“见王治之无不贯彻”的思想理路，这也就是司马谈所总结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思想历程。社会秩序是诸子和王侯们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务为治”正是追求这一价值的最好契合。笔者试图寻根溯源，梳理出中国古代这三百年间的思想进程，从而为下一步论证秦汉时代的法律变迁准备思想基础。从齐稷下学宫的巍巍壮观，到西秦雄视天下吕不韦广招门客踌躇满志，中国古代社会昂然前行。《淮南子》一书的完成，标志着这一思潮进入尾声，并最终由汉武帝“爱而秘之”及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对策作结。当然高堂之上争论不休的阔论，未必就是臣民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思想。为此文中提及从战国末历秦汉而风行不衰的祭祀活动，上到秦皇汉武，下到小民百姓，无不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文中引用了葛兆光先生多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使我们从社会普遍的思想背景中也找到了同样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前提，自然进入本文的中心第二部分，笔者提出秦汉时代法律思想的主旨是“法令由一统”而不是其它，“事统上法”、“皆有法式”、“别黑白而一尊”等都是对“法令由一统”的补充和细化。而“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的思想与学术传统自然不合时宜。李斯针对这种“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社会现<WP=57>实，意图挟帝王之尊并律法之严将士人百姓的思想“定于一”。焚书也好，坑儒也好，人们只对高压的严禁酷刑指责有加，却并未对“定于一”提出什么异议。秦亡也速，其行未果，但对社会思想的箝制与禁锢仍令人心悸。《淮南子》的出现说明了汉初社会思潮遭秦之变后的勃兴，它在哲理的层面通过“一”这一范畴予帝王一统天下以形而上的论证，仍未脱为帝王之治设道说教之旧轨。把定法修律做为一统天下后的治国首务，秦皇汉武，英雄所见略同。武帝“夙寤晨兴”的是“帝王之宪”、“帝王之道”的“同条共贯”，因此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的策对就提供了一种较为圆润的学术解说与理论支持，而“春秋大一统”思想里已经明确包含了“法令大一统”的成份。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挑战这一法律思想的其实是西汉初期的分封王国制度，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恰好是“法令由一统”的受益者。擅为法令、不用汉法的局面随着诸侯王的削平而不复存在。西汉统治层从皇帝到士大夫公卿完全承袭了秦王朝“法令由一统”、“凡事皆有法式”的法律思想。文章对社会一般思想状况的考察，也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源于始皇李斯的“法令由(皇帝)一统”的思想从此植根于中国古代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深厚背景之中，后世历朝历代承继未改，而皇帝本人自秦代的始皇到清末的宣统无一例外更是这一法律思想最忠实、最主动的实践者，沿袭几千年的皇帝制度则提供了最强势的保障与维护。“法令由(皇帝)一统”的思想，可以说是从产生即主导着数千年间中国古代社会真正的“天下无异意”的法律思想。如果套用“道统”熟语以名之，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法统”当不为过。文中还进一步指出，皇帝们在“大一统”的王法之治观念下醉心的就不外乎是“君人南面之术”，即“治术”了。思想家们从“务为治”到“见王治之无不贯彻”而与政治家们最终契合一途，皇帝是最大的受益者，帝王执御“抑学重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走向，当然也为传统的学与术之争划上了沉重的句号。同时，在第二部分内容中，作者也对“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律思想进行了辨析。天下初定曹参为齐国相，只是因为“言人人殊”而未知所定以安集百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定于何者，实际上就是定法令于一统、轨臣民于一式的旧秦传统，曹参无语实不能言，曹参日夜饮酒不理政事所谓的“无<WP=58>为”，正是因为民之所为“皆有法式”可循。专家学者久盼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终于出版，使众多治史者眼界大开。睡虎地秦墓竹简及张家山汉墓竹简是秦汉时代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变迁最直接、最可靠的论据。本文的第三部分就结合文献典籍与这些考古发现，例如秦汉律中很多完全相同的律名，以及在一些具体罪名及刑罚方面，如关于盗窃罪、纳奸和私藏奴婢、娶亡人为妻、不孝罪等等，大体相同或基本一致，得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是“因循旧章”、“不轻改革”的结论。考古发现、文献典籍对比研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