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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成为对中国实施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最多的经济体之一。这些非关税壁垒种类复杂,覆盖我国各个产业,已成为影响中欧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从源头上认识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决策的制定逻辑,理解和把握欧盟相关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以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为研究对象,对其实施动因展开研究。
论文运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整理了2009-2016年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数据,以代表各类动因的经济、贸易指标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方法,检验了各类动因对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决策的影响。
论文共包括6个部分:
第1部分是导论,介绍了研究背景,说明了论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归纳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研究方法和整体结构。
第2部分是文献综述,对相关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并评述。首先是对非关税壁垒的一般性研究;其次,将已有文献对非关税壁垒从战略竞争因素、制度性因素、传统经济政治因素三个角度进行动因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再次,综述分析前人关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后,整理了GTA数据库的应用研究,总结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
第3部分是对中欧贸易概况的事实分析,以及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统计分析。从中欧贸易概况的回顾中发现,中欧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顺差、逆差均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部门的进出口差额。2020年受疫情影响,欧盟内外部贸易规模收缩,并在2021年一季度持续经济下行趋势。
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统计分析中发现,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规模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回落中开始出现反弹,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从措施类型来看,出口激励、本土市场补贴是这些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从行业角度来看,制造业是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主要目标行业。
第4部分介绍各类非关税壁垒动因的变量选择,并分析了各动因的预期影响方向,分析从战略竞争因素、制度性因素、传统经济政治动因三个角度展开。其中,战略竞争因素是欧盟实施对华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动因。随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欧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对优势地位发生变化,欧盟出于保护产业、减小产品竞争的目的,会增加实施对华非关税壁垒的数量。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化程度,是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决策的另一大动因。长期以来,欧盟以其内部法为依据,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地位”,适用“替代国”标准进行对华反倾销,增大了我国遭遇非关税壁垒的频率,扩大了对中国的贸易损害。
第5部分是关于非关税壁垒动因的实证研究。论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动因进行了检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战略竞争因素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制度性因素方面,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显著减小了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规模。在传统经济政治动因方面,欧盟失业率和基尼系数的提高,增大了欧盟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可能性;中国对欧盟的非关税壁垒报复能力,遏制了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实施;欧盟进口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数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即当欧盟对华关税水平提高时,其对华非关税壁垒数量也在增多。除此之外,实证部分还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和门限效应检验。
第6部分是对全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并依据论文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为务实应对非关税壁垒,中国应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贸易制度建设,优化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在对欧交往中,把握好中欧合作的主基调。我国各企业主体应提高应对非关税壁垒的能力,积极应诉、快速反馈,以减小因非关税壁垒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论文运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整理了2009-2016年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数据,以代表各类动因的经济、贸易指标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方法,检验了各类动因对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决策的影响。
论文共包括6个部分:
第1部分是导论,介绍了研究背景,说明了论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归纳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研究方法和整体结构。
第2部分是文献综述,对相关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并评述。首先是对非关税壁垒的一般性研究;其次,将已有文献对非关税壁垒从战略竞争因素、制度性因素、传统经济政治因素三个角度进行动因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再次,综述分析前人关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后,整理了GTA数据库的应用研究,总结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
第3部分是对中欧贸易概况的事实分析,以及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统计分析。从中欧贸易概况的回顾中发现,中欧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顺差、逆差均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部门的进出口差额。2020年受疫情影响,欧盟内外部贸易规模收缩,并在2021年一季度持续经济下行趋势。
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统计分析中发现,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规模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回落中开始出现反弹,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从措施类型来看,出口激励、本土市场补贴是这些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从行业角度来看,制造业是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主要目标行业。
第4部分介绍各类非关税壁垒动因的变量选择,并分析了各动因的预期影响方向,分析从战略竞争因素、制度性因素、传统经济政治动因三个角度展开。其中,战略竞争因素是欧盟实施对华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动因。随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欧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对优势地位发生变化,欧盟出于保护产业、减小产品竞争的目的,会增加实施对华非关税壁垒的数量。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化程度,是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决策的另一大动因。长期以来,欧盟以其内部法为依据,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地位”,适用“替代国”标准进行对华反倾销,增大了我国遭遇非关税壁垒的频率,扩大了对中国的贸易损害。
第5部分是关于非关税壁垒动因的实证研究。论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动因进行了检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战略竞争因素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与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制度性因素方面,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显著减小了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规模。在传统经济政治动因方面,欧盟失业率和基尼系数的提高,增大了欧盟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可能性;中国对欧盟的非关税壁垒报复能力,遏制了欧盟对华非关税壁垒的实施;欧盟进口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数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即当欧盟对华关税水平提高时,其对华非关税壁垒数量也在增多。除此之外,实证部分还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和门限效应检验。
第6部分是对全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并依据论文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为务实应对非关税壁垒,中国应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贸易制度建设,优化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在对欧交往中,把握好中欧合作的主基调。我国各企业主体应提高应对非关税壁垒的能力,积极应诉、快速反馈,以减小因非关税壁垒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