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2010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然而,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为有效治理污染,推进我国“美丽中国”建设,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污染治理的措施,加强了环境规制,我国环境污染态势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环境规制的强化也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生产成本,一些不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对目前正经历转型发展的工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我国工业绩效提升和污染治理的双赢局面,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大量文献对环境规制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是围绕着“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会损害产业竞争力?”这个议题开展讨论。实际上,环境规制对企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标准的严格程度,更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类型及其灵活性。因此,打开环境规制的黑箱,从异质性视角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的影响,更具有意义。尽管目前也有学者从环境规制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等角度做了相关研究,但多数都只将环境规制分为两类,且对企业层面的异质性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并从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和企业的异质性两个角度出发,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绩效的影响。首先,论文构建了制造业绩效指数,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灵活性较差,在短期内会对制造业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也会抑制制造业的绩效;仅有隐性环境规制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制造业的绩效。其次,本文在企业异质性层面下,研究当前最重要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会显著提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说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强化能够推动制造业在质量层次上实现优化升级;进一步引入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交叉项发现:创新能力的增强会正向调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会抑制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命令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发挥。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论文建议结合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尽可能采取隐性环境规制手段。同时,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进国有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并改革大规模企业内部不合理的组织架构,实现环境规制加强和促进工业绩效提高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