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中国和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病例的85%,且大部分患者的预后较差。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NSCLC的过度活化被认为是导致其高侵袭性的表型和对抗标准疗法的原因之一。Gefitinib（吉非替尼）作为广为人知的第一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在针对携带EGFR敏感突变（L858R/Ex19del突变）的NSCLC患者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并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然而,尽管EGFR-TKIs的治疗对携带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出色的疾病控制能力。但治疗数月后,大多数患者最终都会因为获得性耐药而复发。另一方面,仍有约20-30%即使携带EGFR敏感突变和过表达野生型EGFR的NSCLC患者对EGFR-TKIs治疗反应较差,具有原发性耐药。针对临床上NSCLC患者对EGFR-TKIs的原发和获得性耐药问题,迫切需要创新的治疗策略。随着EGFR信号通路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了不依赖配体和激酶活性的EGFR信号通路。这些非经典的信号通路与肿瘤发生和发展关系密切,也是造成对EGFR-TKIs产生原发和获得性耐药的机制之一。研究认为在EGFR依赖的肿瘤细胞中存在着两种状态的EGFR:一个是负责细胞生长的激酶活性依赖型,另一个是负责细胞存活的非激酶活性依赖型（主要起支架蛋白的作用）。在携带EGFR敏感突变的肿瘤细胞中,EGFR的功能主要以激酶活性依赖型为主,因此对EGFR-TKIs治疗相对敏感;而在过度表达野生型EGFR的肿瘤细胞中,EGFR的功能则主要以非激酶活性依赖型为主,因而对EGFR-TKIs治疗不敏感造成原发耐药;另外,在EGFR-TKIs长期治疗的情况下,肿瘤细胞为了逃脱EGFR-TKIs抑制其激酶活性带来的影响,除引起靶向分子发展耐药突变之外,也会促进EGFR的功能向非激酶活性依赖的功能进化,激活促肿瘤细胞存活的信号,包括影响EGFR的内体运输和降解,延缓EGFR信号的淬灭,诱导肿瘤细胞保护性自噬和抑制肿瘤细胞凋亡等。这些信号都给肿瘤细胞提供了生存优势,使其逃脱TKIs的治疗。以上研究提示单纯靶向EGFR酪氨酸激酶活性类药物应用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认为共同靶向激酶活性依赖和非激酶活性依赖的EGFR信号通路有可能对抗NSCLC患者对EGFR-TKIs的原发和获得性耐药。在本项研究中,通过和Gefitinib联用的方式筛选了一个商品化的小分子化合物库（LOPAC1280库）,并发现化合物YC-1（Lificiguat,3-（5-羟甲基-2-呋喃基）-1-苄基吲唑）能够显著增强Gefitinib抑制NSCLC细胞系增殖和促凋亡的作用。YC-1于1994年首次被合成,其最初被发现是可溶性胍基环化酶（s GC）的激活剂,具有促进抗血小板聚集和血管松弛的作用。但随后的研究表明,YC-1能够通过抑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活性,从而具有抑制肿瘤生长,阻断新生血管生成和增强放疗敏感性的能力。我们的研究发现,YC-1联合Gefitinib的协同抗肿瘤作用正是由于同时靶向了EGFR激酶活性依赖和非激酶活性依赖的信号通路而实现的。而且识别出了HIF-1α和Fox O1信号通路在影响EGFR非激酶活性依赖的信号以及改善Gefitinib耐药中的重要作用。本论文的主要发现依次有:1)YC-1联合Gefitinib能显著增强Gefitinib在携带不同EGFR基因型NSCLC细胞的敏感性;2)YC-1通过促进EGFRWT和EGFRL858R/T790M的内体运输和降解,淬灭EGFR非激酶活性依赖的信号通路,改善了Gefitinib的原发和获得性耐药,且该作用依赖于HIF-1α信号通路的抑制;3)YC-1能够通过阻断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抑制Gefitinib诱导的细胞自噬,且该作用也是改善Gefitinib原发和获得性耐药的重要机制;4)YC-1联合Gefitinib能够下调p-Fox O1（ser-256）水平,增强Fox O1转录活性,从而介导了联合用药诱导的抑制细胞自噬和促进细胞凋亡的协同作用。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为非激酶活性依赖的EGFR信号通路在引发NSCLC细胞对EGFR-TKIs的原发和获得性耐药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靶向EGFR非激酶活性信号通路提供了新的手段,对进一步探索NSCLC耐药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将来针对耐药NSCLC患者提供了新的联合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