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一直是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原因在于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以及行政管理部门非预算支出1的持续膨胀和不透明公开；期间伴随着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部分行政管理服务的“越位”和“缺位”；同时，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却增长乏力，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支出也得不到保障。　　 由于行政管理支出的持续增长会阻碍我国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财政的顺利转轨，占用过多的用于经济建设和解决民生的资源，影响政府的声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为抑制其高速增长，提高行政管理服务的效率，从1978到2006年2，我国共进行了5次大型的行政机构改革，但是对控制行政管理部门支出膨胀的总体效果很不理想。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总量太多，增长速度太快；而且，现实中更多的研究是把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和行政管理部门非预算支出现象相混淆；实际上，我国行政管理部门预算内资金支出和非预算资金支出执行的职能存在根本的差别。实事求是的说，公众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奢侈浪费支出，包括“三公”消费等；而这类支出预算内资金是绝对没有办法完全满足的，其主要来源于非预算资金，包括政府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以及对其他财政支出项目资金的挤占和挪用等。　　 本文在理性的思维下研究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是否合理；第二，导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在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为第二个问题做铺垫；本文重点研究第二个问题，重点发掘导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深层次的原因。　　 由于理论上的争议，行政管理支出的双重属性，以及我国处于各种制度剧烈变迁的特定历史阶段，行政管理支出的合理规模无法从规范的角度进行判断。所以，本文借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判断其规模是否合理的标准：如果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则其规模在合理范围内；否则，其规模过大。　　 对于引起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原因，多数学者都从行政管理支出的构成上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相似，而且由结论延伸出的控制手段在现实中执行的效果差强人意。本文认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存在深层次的原因，并且，借用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框架，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相结合研究其增长问题。　　 需求视角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社会变迁等原因，客观上社会公众存在对政府新的行政管理职能的需求，或者以前提供的行政管理服务由于拥挤性等原因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而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其中当然伴随着非合理因素加剧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从需求角度来分析，可以部分解释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总量增长的现象，但是无法解释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速增长的事实。因为公众可能对与自己福利联系更加密切的教育、医疗、社保的需求更多，而且这类公共产品介于私人品和纯公共品之间，利益更多的归属于公众，是我国公众最迫切需要的，也是我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　　 现实中，我国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处于被动的地位，更多的情形下是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和结构的决策者就是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官员。所以，从行政管理部门官员的偏好出发研究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可以部分解释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总量和比重都高速增长的事实，因为更多的行政管理支出直接利益更多归属于供给者。而且，现实中，一方面行政管理机构官员有多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的偏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以及大量财政赤字的存在为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也提供了可能。　　 供给者要使偏好得以实现还受到许多制度的约束，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很多制度安排来约束供给者理性“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使其行为与公众的利益相一致。但是，我国特定的制度安排却给行政管理机构的官员实现其偏好提供了方便，主要表现在我国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财政软约束现象盛行。　　 综合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分析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内部结构，发掘导致其增长的直接原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行政管理支出对象构成来看，公用经费和行政基本建设经费的膨胀是造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1；第二，从行政管理支出部门构成来看，行政管理费(包括其他部门事业费)的增长是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2；第三，从行政管理支出中央一地方政府的构成来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是造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以上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部分验证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说明了我国历次行政机构改革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增长局部的有效性和总体的无效性；第二，说明了我国政府级次设置存在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级次设置过多；第三，说明我国现实中行政管理服务的“越位”与“缺位”并存，行政管理支出内部结构有待优化。　　 2.以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判断其规模是否合理的依据，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过多的行政管理支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说明其规模过大，同时结构也有待优化；第二，我国经济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在本文的研究背景下，说明我国经济建设支出不足，验证了我国行政管理部门大量的非预算行政管理开支部分来源于对经济建设支出资金的挤占和挪用等。　　 3.在对我国政治体制以及财政体制缺陷的分析中，重点分析了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形成的原因及表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我国预算编制方法不科学，基本上还是增量预算，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还停留在形式和宣传上；预算编制时间太短；预算审批和监督主体“人大”监督力度和人员构成存在缺陷；财政支出进度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盛行。而且，财政预算软约束主要表现为：财政超收和超支同步高速增长；年底突击花钱；存在大量财政赤字和债务等。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提供了方便。　　 4.从需求角度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度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等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国经济增长都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第二，长期来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加速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短期来说，以上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影响都不显著；第三，以上四种社会结构变迁的综合效应长期来说是抑制了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综合效应短期内不显著。　　 5.从供给角度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进行实证研究，主要考察财政支出、财政分权、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行政事业费支出对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我国政府可控的财源的高速增长是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重要原因；第二，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增大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但是短期内其影响不显著；第三，长期来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短期内其影响也不显著；第四，长期来说，我国预算外收入的增长抑制了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预算外行政事业费支出的增长加速了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短期内两个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　　 6.考察我国各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情况，发现：第一，我国各地区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0年内(1997-2006年)没有出现显著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这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不一致；第二，我国各地区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出现显著的上升的势头，其主要受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总量和地方政府财政独立性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