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在此倡议推行的过程中,被一些国家污蔑为损害各国主权的政治渗透战略。为了消除各国疑虑,我国政府提出在重点地区构建“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国家,推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中东地区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带重点建设区域,但该地区国家大部分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响应。经分析,科威特有成为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的历史基础,推进我国在科威特的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背景,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是（1）论证是否将科威特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进的战略支点国家;（2）分析中国对科威特投资效率及投资潜力,分析中国对科威特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对投资的长短期影响变化。帮助中国企业认识到科威特国内的投资环境,认识到影响中国对科威特投资的具体因素及长短期变化关系,从而能制定出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策略。。本文首先以“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视角入手,对科威特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在政策沟通方面,我国与科威特政府沟通频率高,层次分明,合作意愿高;在贸易畅通方面,我国与科威特贸易关系相比其他中东国家更为密切;在设施联通方面,我国与科威特基建合作项目多,科威特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大;在资金融通方面,我国与科威特有较多金融合作,且我国对科威特进行直接投资相比出口能更好地利用科威特国内低税收优势;在民心相通方面,我国与科威特有更好的民众基础,利于直接投资。基于此分析,初步认为科威特具备成为“战略支点”国家的“五通”条件。然后对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行业和结构以项目工程、基础设施、通讯装置为主,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回顾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起源、发展、流派和前沿,最后引入折衷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企业综合优势论纳入理论框架,构建评价指标并提出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和假说。在实证部分,本文首先在随机前沿BC95模型的框架下引入投资引力模型,测量我国对中东国家的投资效率,计算出投资潜力,同时分析了各个影响因素效率项及非效率项对OFDI流入的影响;然后将各个影响因素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引入政策变量和基础设施水平的交互项,观测政策效应和基础设施水平交集解释能力;最后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观测各个变量的滞后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分析各变量对OFDI流入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对中东国家投资潜力测度证明,科威特在中东国家中属于潜力释放型国家,投资效率高,未来可通过人为因素影响的非效率项如政府治理、增强基础设施等来进一步挖掘投资潜力。第二,在随机前沿模型证明,经济规模、开放度、资源禀赋能正向促进OFDI流入,地理距离和OFDI负相关,这与经济常识相符;在非效率项阻力的测度中,政府稳定性、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对正向促进OFDI的流入。而公共话语权和问责制、监管质量、法律法规、腐败程度的控制能增加非效率项的阻力,即抑制OFDI的流入,这说明中国企业更偏向于在东道国腐败控制度低的国家投资,可能是由于母国的发展特点,中国企业在此类国家有特定优势。第三,在固定效应模型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威特相比其他中东国家,基础设施的提高能更多的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第四,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基础设施水平指标相比其他指标在短期对OFDI的作用更快,影响程度更大。根据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科威特有条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国家,继续加强对科威特的基础设施直接投资,这将进一步释放科威特投资潜力,以点带面,形成联动,促进我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对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