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央财政由内藏、朝廷、户部和总领所分管,其中户部财政是中央财政中的核心部分,原因不仅仅是户部总领天下财赋,更重要的是户部财政无论是在收支中,还是管理过程中,都与内藏、朝廷和总领所有着密切的关系。户部财政的运行关乎着整个中央财政的稳定和发展。户部的组织机构由左曹、右曹、度支、金部、仓部五司构成。其人员配置以各司职事为基础,吏额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南宋建国之初,政治上的动荡带来吏额的裁减,目的是减少财政花销,集中财赋力量到军事上,以完成政权稳定的任务。孝宗时期的人员裁减则是出于对平稳期吏员膨胀进行裁撤的目的,重点在调整中央财政的收支。户部五司的执掌基本囊括了南宋时期经济的方方面面,主要涉及税收、榷易、赈济、财赋调度等社会民生问题,都紧紧围绕着户部“足国裕民”的职责来进行,并进一步的分割和细化。户部财赋收入的特点是面广点繁。户部赋用窠名虽多,但五司各有所掌,在特殊时期还有部分民间与他司献助的财赋。两税是户部常赋,征收自有定制。上供是户部最为稳定的窠名,户部能利用上供物的折纳,完成钱与物之间的转换;还可以用钱、会子各半的交纳方式,增加会子在民间的信用度。经总制钱的征收,集细微处之财,是南宋经济多端发展提供的基础。无额上供最得中央与地方财赋争夺之旨趣。窠名多而不定,数额更无参考与标准,给地方隐匿侵占无额上供钱物提供了空间。无论户部获得的财赋是由官方赋税的途径征得,还是从民间献助的方式获得,都是人民创造的财赋以不同方式聚集,用以整个政权的正常运作。户部财赋在南宋初年是保障军队支出的主要支柱。而孝宗朝、理宗朝户部在军事的支出上较少见诸于史籍,这是因为孝宗和理宗朝的军需主要由朝廷财库支拨。南宋初年,户部在奉亲一事上偶有支出,因为这部分财赋支出主要来自朝廷和内藏的财库。户部在吏禄的支出上,会根据收入的多少进行调整,以维持官僚系统的稳定。户部处理临时性事务,主要涉及灾害善后、战场打扫、宗室子弟的教育等方面。户部财政的运作主要包括财政决策结构、财政信息传输与反馈、户部与南宋会子,简而言之就是财政运作当中的决策、信息、动力三要素的合作,这个合作影响和制约了户部的资源配置。户部财政决策的主体是皇帝,将户部财政决策分为皇帝决策、官员群体决策两种类型,是为了说明不同决策主体对户部财政运作的影响。皇帝决策是南宋户部财政决策的核心,君臣协商共议是南宋较为常见的决策方式。户部财政信息的传输包括了圣意的传达和财赋管理方式的传播,以达到保障国家财赋的征调的目的。户部财政信息的反馈涉及逐级传递和越诉传递。两者都是信息反馈的通道,但在申诉主体上存在差异,在受害程度上有深浅之分。会子在民间孕育,当其发展渐趋成熟后,官府收归其发行权,利用自身在行政权力方面的优势,攫取社会财赋,成为隐形的财赋收割机,但同时也埋下了自身崩盘的火种。在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统治者手中,渐渐以燎原之势,吞噬了南宋社会,留下了后人对纸币发行规律的思考。户部在财赋管理上,以节财作为主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宽纾民力、财赋存储、裁节浮费、量入为出等方面。账目的重要性是宋廷一直强调的部分。户部要对财赋进行量入为出的管理,必须有相关的账目。官吏在财赋数额问题、财赋催纳矛盾、财赋交纳时间调整、钱物的擅支等方面的不同作为,带来不同的奖惩措施,这是户部财赋管理中的有效方式。户部与内藏、朝廷、总领所共同构成了南宋中央财政的格局。而这四个分掌中央财政的机构财赋收支重点不同,它们之间有着分权与合作的关系,各机构之间存在财赋的协调与补充。四机构财赋分配的不平衡主导了它们之间的互动。户部与内藏之间合作与对弈并存,内藏特殊的管理制度和雄厚的财赋实力,奠定了它对户部无偿资助的基础,化解了财政借款中的风险。户部与朝廷之间的财赋关系较为特别,通常会呈现出催督和监管的特点。同时双方存在财赋方面的合作。朝廷财赋对户部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户部财用紧张的局面。户部与总领所的关系若即若离,总领所的设置本身具有分割户部权力的目的,户部在裁夺总领所经济事务的时候采取能推则推的态度,但同时又掌控着对总领所的财赋调拨。它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户部主外,总领所主内的权责划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