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正在经历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其人口增长率在下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正在逐年攀升,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很明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变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开始逐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将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形式,因此,本文基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麦克杜格尔国际资本流动模型以及Dirk Krueger和Alexander Ludwig在其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运用的模型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形成了一国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作用于该国的资本收益率从而影响FDI流动的理论传导机制。基于麦克杜尔模型可以得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一种形式的FDI其流动会受到国家间资本收益率差异的影响,即FDI总是会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流动；基于Dirk Krueger和Alexander Ludwig的模型可以推导出一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该国资本收益率。由此通过上述两模型构建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FDI影响机制,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资本收益率---FDI。具体来说,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带来资本收益的上升从而引致FDI流入的增加,反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从而带来FDI流入的减少。因此,基于影响机制得出一国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重与FDI流动正相关,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FDI流动负相关的结论。随之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对基于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验证。通过实证检验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会带来流入我国的FDI增加,反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将会导致流入我国的FDI减少。由此可知,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结论从长期角度来讲与我国现实相符。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老年人口比重之比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即从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老年人口比重之比能够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然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尽管人口年龄结构与F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从短期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稳定。随后本文试图通过证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资本收益率的关系,以此来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FDI影响的实证结果进行原因分析。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由此可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之所以与FDI流入正相关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从而引致FDI流入的增加,反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从而引致FDI的流出。与此同时,这也证明了第三章所推导出的作用机理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然而,根据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人口预测显示,我国人口在未来的20-30年里年龄结构变动更加显著,其显著特征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趋于下降。根据之前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趋于下降,将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势必会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减轻这种负面影响,本文提出了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