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的极度羸弱和发育不良的市场环境,那么中国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从“弱市场”发展成为现代性的市场体系,并实现经济的腾飞?这是一个复杂且有趣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本文试图以市场化改革中的国家干预为视角,以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为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发育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作用的核心机制和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已有的对于国家干预市场的研究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斯、诺斯和奥尔森等学者为代表,他们主张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另一类则是以约翰逊、阿姆斯登、埃文斯等为代表,他们在研究东亚发展奇迹的基础上,主张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公共政策工具推动现代性市场成长。本文在对第二类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国家成功干预市场”的国家能力要素框架:资源分配能力、市场规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以国家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案例来探究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经验。本文把研究对象国家高新区放在国家体制转型和经济腾飞的历史场景下去思考,它是国家面对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冲击、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和迫切的发展需求做出的重大改革措施。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中,国家高新区既承载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的发展功能,又要承担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转型的改革试验任务,它是改革与发展、政治与经济双重逻辑的统一。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过程具有显著的权力主导性,国家运用了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干预和影响其改革和发展。其中,以产业政策、准入政策和孵化政策为核心的政策工具影响最为深远,因此也成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通过对上述国家高新区的核心政策工具的运行过程和机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能力和干预策略是政策干预得以成功的关键。一方面,通过建立了一整套以国家高新区和科技部门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实施系统,保证产业政策作为空间排他性和行业排他性的资源配置工具能够有效发挥其对于市场主体的诱导作用。另一方面,在面对企业买假、中介机构造假、地方官员“放水”的“合谋”局面所造成的“伪高新”问题时,国家力图通过出台更为严格的准入政策、组建更具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和优化管理程序的方式规制和纠正市场主体的行为,缓解市场异化对于产业政策的消解作用,进而保证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再一方面,为了增强市场的内生能力,激发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国家通过与商业银行、社会资本、社会服务力量、科研力量建立一种“动员式合作”的关系,将其整合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中来,实现国家-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总的来说,国家高新区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生产出来的差异化的发展空间,承担着探索市场化改革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双重使命,不仅成为国家与市场互动的重要场域,也是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国家在通过政策工具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资源分配、市场规制和社会协调的能力,这些能力要素是政策干预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市场发育不良的“弱市场”环境下,为了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压力,国家通过政策干预缩短现代性市场的发育进程,实现新兴战略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后发国家的理性选择,也是有为政府的重要表征。但是,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国家干预并不是整体性的干预,而是局部的、有选择性的干预,这种有差别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系统性国家转型和发展得以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