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普惠金融”这一理念以来,“普惠金融”已逐渐成为全球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我国紧跟时代潮流,2013年将其列入发展战略。然而,基于我国各区域在资源、教育、经济等各方面存在差异的实际情况,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可能会存在区域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存在且差异程度如何,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此外,本文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鲜少有研究将区域差距与区域差异二者进行区分,因此,本文对可以改进的因素与允许客观存在的因素进行区分,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借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研究基础,对我国2011——2020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提升,而后解读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表现的地区特色,探究区域差异,发现无论是三大经济带或者八大综合经济区域来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存在区域差异,并且这类差异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收敛。此外,本文试图从供给方、需求方、监管方三个角度分析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全国、三大经济带抑或是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研究中,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都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也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该项仅在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无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互联网发展水平仅在东部、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与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无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本文考虑到了其存在空间效应的可能性,发现莫兰指数显著,且空间回归结果的系数在全国、三大经济带、八大综合经济区均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当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然而各个影响因素在各区域表现多样。最后,本文对区域差异进行了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对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来说,尽管小微企业数量、低收入人口数量、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水平能解释一小部分其与其他经济区差异形成的原因,但普惠金融发展更多的是受到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自身存在的较难克服的阻碍的影响。此外,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禀赋效应不能完全调节的,因此存在着较难改进的因素,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之间的差异大部分是可调节的,但无法做到发展水平完全同步,部分差异的存在是合理的。剩余的各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均可以通过各类因素进行调控,甚至可以做到反超高水平区域。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在文章的最后一章提出了加强区域联结,调控干预力度;大力发展经济,助力普惠金融;加强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识;抓住数字机遇,提升覆盖广度;正视区域差异,探寻特殊出路五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