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历来以文人画为正统。无论是《历代名画记》这样的美术史专著,还是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实际上都是对于院体画与文人士大夫绘画的作品梳理与理论总结。木刻版画从不登大雅之堂。据考证,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木刻版画实物是868年晚唐时期王玠施刻的《金刚般若经》扉画。距今有将近1200年的历史。欧洲的版画,最早也在1400年左右,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则兴盛于江户时代。中国的木刻版画历史最为悠久。作为一种实用艺术,版画更多被用来作为宗教典籍、山经地志、小说戏曲的插图,或者作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贴于门窗祈求世代平安、风调雨顺的吉福。真正作为艺术品欣赏的版画,目前考证最早的是金章宗(1190-1208年)时代平阳府姬家雕印的《四美人图》,似是一幅完整的挂壁画轴。而中国的版画艺术最辉煌的时代是明代的万历年间。随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繁荣,普通百姓对于获取知识的渴求程度增加,各类书肆林立。建安、金陵、武林以及歙县刻版制版蔚然成风,几乎“无书不图”。随着清王朝建立,统治的加紧,朴学的兴盛,书肆逐渐衰落,木刻版画的发展也随之没落。到19世纪后半期石版技术的引进,木刻版画更是失去了优势,几乎到了失传消失的边缘。作为传统文化遗产,这一技术和艺术再一次被关注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木刻运动时期了。郑振铎是专门关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并对其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并出版相关专著的第一人。从少年时代对于小说中的“绣像”的喜爱,到工作后对于古代刊本书籍的有意识的收集乃至对其中的插图的关注研究,进而产生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的想法,郑振铎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他的这一工作与当时的“整理国故”的社会思潮、“为人生的文学观”、左翼文艺运动、“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和进化的观念”的出版理念以及对于古籍书刊的收藏活动,与鲁迅、与王孝慈、马隅卿等藏书家的交往息息相关。本文试图从郑振铎的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研究的背景、思想动机、治学精神出发,以出版的几部版画史著作为对象,通过对他的版画史研究工作过程的梳理,进而探讨郑振铎的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的研究特点、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