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样式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的转型期中国。它既不同于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中受制于革命话语的底层叙事,也有别于1980年代电影中受制于启蒙话语的底层叙事。1990年代以来,底层叙事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分化过程,单一的主控话语操纵底层叙事的情况不复存在。在被大影像、大制作电影占据的主流市场之外,对底层人的代言与书写,仍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争逐,其影像表达可归为三个方面。其一,执着于艺术探索的“底层电影”,其主题倾向于讲述底层个体梦想幻灭与底层代际命运轮回的故事,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暗黑基调。“底层电影”重在探索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通过讲述文化夹缝中底层民众的道德分化与伦理抉择,凸显出市场逻辑冲击下底层人的伦理困境,特别是电影中的妓女形象,在社会批判层面与左翼电影传统形成呼应关系。其二,主旋律基调下的底层叙事,此类影片通过道德叙事、底层成功神话的讲述、底层代言者与拯救者的设定等方式,达到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这类电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换为道德叙事,通过底层成功者的回顾式自述,对底层奋斗和苦难的诗性讲述,设定底层的代言者与拯救者,把底层转化为当代社会的和谐“存在”,加强观众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同感。其三,消费语境中对“底层”的商业化叙事,促生了底层喜剧电影和底层女性苦情戏的繁荣。前者将“底层”作为生产笑料与噱头的重要素材,后者将底层女性的悲情与苦痛转化为商业卖点。本文肯定了部分电影对传统喜剧类型、家庭伦理剧类型的突破与创新,指出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趋于荒诞化与黑色喜剧化以及底层作为能指在影片中进一步空洞化。在消费语境中,底层题材与中产阶级题材呈现融合趋势等。在此基础上,论文对“底层电影”中意识形态表达,从总体上进行了分析,探讨不同意识形态主导下底层叙事所处的困境。精英视角的底层处理,在叛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刻板印象”忽视了底层个体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而将知识分子气质强加于底层人物身上,导致底层形象与创作者趣味出现尴尬的错位。主流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表达,存在着“小我”到“大我”之间叙事的断裂;其借助巧合叙事、外力植入或天赋异禀等手段,设置出困境的解决方式,使影片欠缺足够的说服力;此外,过于明显的宣教色彩也使其隐含的意识形态被轻易指认,违背了意识形态“腹语术”原理。消费意识形态统辖之下的底层表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趣味进行改写的同时,取悦大众趣味,对底层进行扭曲,使底层形象进一步碎片化。总体而言,中国“底层电影”提供了社会转型期中不同于中产阶级、富人阶层的特殊影像,丰富了当代电影的叙事类型。主旋律基调下的底层叙事、消费语境中对“底层”的商业化叙事,使底层影像为更多人所关注。“底层电影”的艺术探索,使某些在市场化、产业化电影格局中被忽视、被遮蔽的底层影像为人们所知悉。本文在肯定“底层电影”这些贡献的同时,指出尊重中国电影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对底层真实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表达,才是“底层电影”建构自身文化品格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