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外“归核化”运动的到来，我国中央直属企业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开始向“做大做强主业，剥离非主营业务”迈进。虽然国外对多元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并且研究范围也比较广，但是我国学者对于多元化的研究历史并不长，并且大多把视角集中在多元化的水平和绩效两方面。　　由于我国制度背景较为特殊，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同时这种不成熟的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企业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外部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在地方政府双重目标驱动下，加上市场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政策性负担的影响，使得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干预活动，特别是对地方国有企业。　　在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大量的干预活动的同时，由于干预方式的多样性，使得政府干预活动对企业的影响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好在企业的最终活动都会通过投融资来加以实现，因此这样使得从政府干预角度来对企业的多元化行为进行研究就变得可行，同时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多元化后果所得出的结论也能够令人更加信服。另外对于政府干预变量的衡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特别是要把其用一个变量来加以反映。因此本文综合采用了四个政府干预变量来研究其对国有企业多元化的后果，也就是从政府干预的目的以及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这两个维度来验证在政府干预下，地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是否得到了提高，以及这种多元化的提高是否损害了公司的价值，从而为政府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本论文共分六章，前三章主要是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和创新等，然后在接下来的两章则主要是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回顾，其中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然后在第四章以政府的双重目标和政府的政策性负担为研究起点来对政府干预变量进行设计，接着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多元化水平和多元化绩效的这两个角度提出了五个假设并建立了六个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独立性T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最后得出了政府干预显著提高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而这种多元化行为损害了公司的价值。另外也从多元化的角度说明了政府双重目标以及政府政策性负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