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7年的15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降低到2007年的2%左右。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大幅度减贫的成效主要归结为二十多年长期保持的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当绝对贫困发生率降至一个很低水平时,经济增长便很难再对贫困减少产生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当贫困发生率下降到5%以下,经济增长对贫困的缓解就非常小。我认为,当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达到一个很低的点时,即减贫的增长效应进入类似“流动性陷阱”时,一旦落入这个陷阱,按照原来的扶贫方式,无论再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加大扶贫投入,对减缓贫困的发生也作用甚微。事实上,中国的扶贫开发目前已开始呈现脱贫成本上升、减贫速度放慢的现象。80年代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350万,90年代平均每年减少530万,2002—2005年平均每年仅减少140万。这说明中国扶贫的增长效应正处于逐步递减的过程当中,由增长带来的减贫正在向贫困难以进一步下降的“流动性陷阱”发展。这种情况似乎预示有必要对现行扶贫制度和政策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同时,经过近三十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与特点已经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其贫困分布已从改革开放初的整体性贫困,经过向区域性贫困过渡,现正在向点状性贫困转变;其贫困特征正在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其贫困类型正在从收入贫困转向能力贫困。当前农村贫困的特点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地域收缩性;二是贫困人群具有脱贫波动性;三是贫困人口带有人口异质性。农村贫困的现状与特点决定了当前和今后贫困理论研究方向和扶贫政策取向。我认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应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贫困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目的是要在清晰展现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条件下,论证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对贫困的影响;(2)贫困的动态化研究。即将时间变量引入贫困研究,细分贫困的类型,分析贫困变化波动的内生机制与外部冲击因素,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脱贫——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需求;(3)贫困与能力关系的研究。贫困人口“可行能力集”的构成与特点,异质性贫困人群的能力条件如何影响贫困持续的时间,怎样改善以培育与提升能力为目标并促进人类发展的方式与路径。以上三个有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都面临一个贫困持续的时间问题。贫困的地域收缩性主要是指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中的地区仍然陷入贫困问题;脱贫——返贫变动机制只有在贫困时间动态中才能够体现出来;而异质人口的能力贫困这种如同慢性病一样的贫困本身就具有持续性贫困的含义。要想解决农村贫困的这三个问题,囿于现有的短期静态贫困理论几乎难以凑效,必须另外寻求新的理论框架和认识工具。本文研究的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问题是国外学术界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贫困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以特定地理环境为背景,以特殊贫困人口为对象,以贫困研究的动态方法为特点,将贫困研究置于包含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宏大框架下,系统分析和探讨贫困的长期性、多元化、波动性以及人口异质性。开展对于慢性贫困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向国内学术界传播国外贫困研究的最新动态,更重要的是为处于减贫关键时期的中国提供一种有理论借鉴意义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中国不是慢性贫困国家,但是存在慢性贫困现象。立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上述三个特点,本文借助于慢性贫困理论分析框架与认识工具,利用《中国农村贫困贫困监测报告》(2002——2006)600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5年的连续数据共2390个观察样本,采用相对收入贫困的认识视角,即以扶贫重点县人均收入占该省(区)人均收入的60%作为参照标准,将处于这个标准以上的称为非贫困,1—4年内处于这一标准以下的视为暂时贫困,5年连续处于这一标准以下的认定为慢性贫困。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地域空间环境,从界定生态脆弱程度出发,在厘清我国农村贫困与环境关系以及生态脆弱地区慢性贫困发生机制的前提下,从我国农村慢性贫困的空间分布及其多维描述、慢性贫困动态、慢性贫困人口异质性等方面,对我国慢性贫困的现实状况做出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且,针对开发式扶贫制度与政策的局限性,提出应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模式。认为应在完善现行开发式扶贫制度基础上,配合建立保障式扶贫制度,构建一种新型农村扶贫的制度框架,并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除第一章导论外,本文分为以下七章:第二章国外贫困理论演进与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述评。分阶段梳理国外贫困理论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再向权利贫困的理论演进的主要思想;中国农村贫困研究在过去十几年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课题。从贫困研究历史的变化中总结贫困理论研究的特点与规律,分析现今贫困研究特别是中国学术界有关农村贫困研究的不足,提出中国农村贫困研究应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并揭示出新世纪贫困的新特点需要呼唤新的贫困理论指导。第三章慢性贫困的一般理论、动态特征与本文的基本界定。包括慢性贫困理论一般(定义、特征、认识框架、贫困衡量测度)、慢性贫困的动态特征与本文对慢性贫困的界定。本文特别将慢性贫困划分为慢性收入贫困和慢性能力贫困两类,分别从相对收入贫困视角和绝对能力贫困视角进行研究。第四章生态脆弱地区慢性贫困的分布与发生。首先,在界定生态脆弱性和生态脆弱地区基础上,对慢性贫困的地域空间分布按照贫困的三种类型(非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分别描述了各自的地域空间分布及其特点、慢性贫困分布的多维(如生态、民族及地域)描述,总结出多因素条件下慢性贫困分布的特征。其次,在分析慢性贫困形成时研究了地理与增长、环境与贫困、环境与慢性贫困之间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从小农行为模式角度探讨生态脆弱地区农村慢性贫困的形成,还从静态封闭和动态开放两个方面探讨了生态脆弱条件下慢性贫困的发生机制。第五章贫困动态:慢性贫困、暂时贫困与非贫困。借鉴贫困动态理论,首先分析描述生态脆弱地区贫困动态细分的几种类型,把暂时贫困划分为致贫型暂时贫困、波动型暂时贫困和脱贫型暂时贫困三类,并对贫困动态中的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进行对比。采用离散选择模型(logit和OCM)对贫困发生与贫困动态作回归计量分析,以观察解释贫困发生的各类因素对贫困及贫困动态的影响程度。第六章异质人口能力缺失下的慢性贫困。借鉴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对“可行能力集”进行分类并分析界定能力缺失的表现;探讨了能力缺失与慢性贫困之间的相互循环关系并提出贫困自然发生率的概念;研究了几种主要异质人口(如老人、儿童、妇女、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并就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基本能力与发展能力,从健康、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七章扶贫制度转型:从开发式扶贫转向保障式扶贫。本章在梳理中国农村扶贫制度与政策演进前提下,对广泛推行的开发式扶贫制度的特点做出评论,并对其在扶贫开发实践中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单一开发式扶贫制度安排已难以对进一步减贫产生明显效果,针对不同贫困类型尤其是细分化贫困研究后,应将增长引发的自主性减贫、政策优惠的支持性减贫与社会政策安排的保障式扶贫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型农村扶贫制度。第八章新型农村扶贫制度构建:基本框架与政策保障。承接第七章提出建立新型农村扶贫制度的设想,本章分别对暂时贫困——开发式扶贫和慢性贫困——保障式扶贫进行了具体制度设计和相应政策安排,并认为政府转型是成功构建新型农村扶贫制度的基本保障。本文研究特色的基础是对慢性贫困的划分。借鉴国外最新慢性贫困理论框架和认识工具,从区域长期收入贫困和个体能力贫困两个层面研究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农村的慢性贫困问题。第一个层面:慢性收入贫困。从广义的相对贫困视角界定慢性收入贫困。慢性收入贫困就是处于特定区域的农村贫困人口连续5年陷入收入贫困的一种状况。它表明慢性贫困是一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长期贫困,这种慢性贫困以地区人均收入的持续性变动作为衡量贫困的基础。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慢性贫困既是一种相对贫困,也是一种收入贫困。同时,本文将这种持续性长期贫困置于贫困动态中,与贫困时间持续在1—4年的暂时贫困以及处于相对贫困线以上的非贫困进行对比研究,在贫困动态中探讨慢性贫困、暂时贫困及非贫困的内在关系与转化机制。第二个层面:慢性能力贫困。从狭义的绝对贫困角度界定慢性能力贫困。慢性能力贫困就是农村特定人群因为能力缺失而长期陷入贫困的一种生存状态。它表明慢性贫困是一种如同慢性病一样的贫困类型,一旦陷入难以复元,反映了贫困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特点。由于这种意义上的慢性贫困是由个体的能力缺失引起的,因而它主要体现为一种能力贫困。本文对慢性贫困的这种划分,既体现了贫困的相对性与绝对化视角,又包涵有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的基础性和多元化方面,是对贫困问题比较完整的把握。在合理划分慢性贫困类型基础上,针对不同性质慢性贫困提供差别化的制度安排和扶贫政策。在借鉴国外慢性贫困理论框架与认识工具的基础上,尝试结合中国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5年的时序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及计量经济模型,并以生态脆弱地区为研究的基本场景,对中国农村慢性贫困问题进行整体性与专题性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无论从课题选题还是研究内容均可能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具体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从慢性贫困理论的收入贫困和相对贫困视角,利用全国农村扶贫监测报告的权威数据,以国家扶贫重点县人均收入占该省(区)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为参照标准,将全部贫困样本划分为非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并与生态脆弱程度、民族和地域状况联系起来,研究我国生态脆弱地区慢性贫困的分布、贫困动态以及影响慢性贫困的主要因素,从中发现我国农村慢性贫困分布及变动特点与规律,这在国内农村贫困研究中尚属首例。2.受国外慢性贫困理论认识工具的启发,本文在贫困动态研究一章中,把暂时贫困细分为致贫型暂时贫困、波动型暂时贫困和脱贫型暂时贫困三类,并对暂时贫困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分布、与是否民族地区及是否处于西部地区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描述,从相对贫困角度来划分暂时贫困即便在国外慢性贫困理论中也不多见。3.根据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状况,本文专门针对异质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作了专题研究,对森的“可行能力集”做出一定的拓展,将可行能力划分为基本能力和生存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诸如老年贫困、儿童贫困、女性贫困及残病贫困的贫困发生率及其贫困性质、特点,也有一定的创新价值。4.本文提出并论证了“贫困自然发生率”的概念。认为在个体能力具备条件下,贫困并不必然消除,而是带有某种选择性,其政策含义是贫困不可消灭而只能控制。5.本文多次提到以增长带动减贫的“流动性陷阱”的概念。在导论和第七章,本文认为,通过开发式扶贫带来的自主性减贫必然会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一个类似“流动性陷阱”的状态,一旦进入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增加针对摆脱收入贫困的经济支持,都难以进一步减贫,而只有将反贫困的重点转向能力贫困,依托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来实施反贫困战略,才可能有进一步减贫的出路。6.本文在系统梳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以后,针对农村贫困研究的薄弱问题,提出实现中国农村贫困研究的五大转变,即从收入贫困转向能力贫困;从贫困的区域层面转向农户微观层面;从政府主导转向社区参与;从短期静态方法转向长期动态方法;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由于慢性贫困研究在国外发展与贫困研究领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分支,自身带有不够完善的特点,同时,这一理论在我国贫困理论与扶贫开发实践中的运用可谓刚刚起步。因此,本文的研究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无论慢性贫困理论的整体引入还是结合我国生态脆弱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运用,都可能存在不少问题甚至于缺陷,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对慢性贫困理论的尝试运用,为我国贫困研究和扶贫开发实践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当然,现在的这个成果还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和框架式的,旨在通过对慢性贫困理论的引入,尝试搭建中国慢性贫困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限于统计资料以及自身的能力和学识,本文更多地是对慢性贫困理论框架和认识工具的介绍,并且在具体运用上也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的,而对慢性贫困理论中的一些最具特色的内容,如贫困的跨代传递问题,本文没有涉及;对于慢性贫困的衡量问题,本文只作了介绍但是没有构造反映我国生态脆弱地区慢性贫困的数量模型。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慢性贫困理论基本上是采用微观分析(个体或家庭)方法,研究同一个穷人连续5年及以上处于贫困的状况。要达到这种研究条件,必须采用家计调查方式对贫困个体或贫困家庭进行持续5年的观察,其调查时间之长、搜寻成本之高,对本文作者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为达到慢性贫困研究的基本条件,不至于出现大的偏离,本文采用全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数据,从相对贫困的视角,采用低于县级人均收入占该省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来间接衡量慢性贫困,这种方法虽然满足了慢性贫困理论的基本条件,但是,可能对真实的贫困程度和水平的衡量存在偏差,并可能影响到对贫困发生率的准确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