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在实现全面脱贫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通过行政系统构建和引领,并为精准扶贫提供合法性支撑,将精准扶贫转化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力,使精准扶贫这一政治目标被行政事务化。随着精准扶贫作为一项行政事务在行政系统内上传下达,完成脱贫任务已然成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在我国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脱贫成效考核与官员晋升挂钩,这也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及官员积极开展脱贫治理,鼓励辖区内的各方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而企业作为地区经济的重要力量,拥有大量的扶贫资源和产业优势,其精准扶贫行为势必会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重点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治理等方面探讨影响企业精准扶贫的相关因素,较少涉及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等政治因素。本文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利用手工收集整理的2016-2018年上市企业精准扶贫经验数据,并与地方官员治理数据进行匹配,研究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同时细致考察了不同情境下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差异。此外,本文还尝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参与扶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研究发现:（1）地方官员晋升压力会影响辖区内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地方官员面临的晋升压力越大,企业的精准扶贫投入越大;（2）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较于国有企业,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3）政治关联强化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影响作用,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其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更大;（4）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会受到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影响更大;（5）政治资源是地方官员影响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手段,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精准扶的影响更明显;（6）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有益于自身的发展,能够促进自身经营绩效的增长。本研究为剖析我国上市企业参与精准扶的驱动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并对我国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等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