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总量的增长，世界范围内都经历了快速的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且这一过程在处于快速经济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冒进式”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给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论文选取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南京市区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模式特征、功能演化及驱动机理，构建了不同模式建设用地扩张理论分析框架，为城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参考。　　论文通过对城市扩张相关基础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构建了基于空间模式、功能演化及驱动机理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分析研究框架，并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阶段特征、一般模式与驱动机理角度对城市发展一般规律进行总结。研究指出随着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其建设用地扩张模式也基本呈现“填充式、蔓延式-飞地式-蔓延式”的演化规律;建设用地扩张的总量规模主要受经济全球化、产业服务化、管理分权化，以及人口城镇化与巨型工程等要素的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区位选择则主要受成本与收益要素的影响。　　论文选择覆盖南京市区范围的4期TM遥感解译数据和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等资料，综合运用叠置分析、圈层-方位分析、梯度分析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总量特征、方位特征、梯度特征及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5-2007年建设用地扩张经历了明显的“加速增长-高速增长”，并逐渐向“平稳增长”转变的过程，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明显;在开发区及新城建设的引导下，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向东东北(NEE)、南南东(SSE)、西南(SW)和正南(S)等偏东南方向集中;且随着建设用地圈层不断向外推移，多中心发展趋势也逐渐显现，城市整体紧凑度下降。　　同时，论文综合公共边测度方法与凸壳模型，对南京市区不同阶段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进行识别和功能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区建设用地经历了一个由单中心蔓延式扩张向开发区及大学城引导下的飞地式扩张，再向开发区发展及新城建设带动的多中心蔓延式扩张的演化过程。其中，填充式扩张主要集中在建成区内部，且随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拓展，具有明显的向外推移趋势;飞地式扩张多位于远离市区的开发区、工业园及大学城内，空间上较为分散;蔓延式扩张空间格局特征介于填充式与飞地式之间，除在老城区周边集中外，通常还会表现为上一阶段飞地式扩张基础上的继续蔓延。功能上，填充式扩张由居住用地主导向居住与工业用地混合主导转变;蔓延式扩张由居住与工业混合主导向工业用地主导转变;飞地式扩张一直以工业用地主导，并伴随科教用地的区域性集中。其演化规律则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强化”特征，尤其是工业用地的“功能强化”效应最为明显。　　论文进一步选取江北、东山、仙林三个典型扩张案例区进行定性分析，结合理论部分的普适分析，甄选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与空间回归模型，对建设用地扩张的总量规模及不同模式区位选择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全球化、产业服务化、管理分权化和巨型工程的影响下，逐渐向江北、东山、仙林三个新市区，以及禄口、板桥等新城集中;建设用地扩张的区位选择过程，是一个成本要素与收益要素的力量博弈过程，而且不同模式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因子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填充式扩张与蔓延式扩张均属于明显的收益驱动型，蔓延式扩张受收益要素影响更显著;而飞地式扩张则更多地受成本要素的约束。而且随着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拓展，三种模式建设用地扩张的成本约束作用均逐渐加强;而城市工业用地比重的增加，又使得三种模式建设用地扩张的收益驱动作用加强。城市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的过程就是在这一博弈过程还伴随传统CBD影响的弱化与旧的城市规划的“失灵”。　　建设用地扩张的总量特征及功能演化规律均表明，南京市区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后期阶段，扩张速度由“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扩张模式以工业用地飞地与蔓延式扩张为主，城市用地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内向外“居住用地-居住工业用地混合-工业用地”的梯度演化特征。未来南京市应该加强市级政府宏观控制，调节各区县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在充分利用已有巨型工程条件下，通过统筹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进行一定范围的建设用地功能调整，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生态管控，推动城市副中心发展，在对建设用地扩张总量控制的基础上，规范各种模式尤其是飞地式扩张的区位选择，从而促进整个城市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更好地承担长三角一体化与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