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观认为，事物本质及其遵循的规律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事物间内在相互联系过程中生成。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在先，本质在后，物质世界由此得到自我解释和自我完成。遵循这一研究范式，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的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生成机制。本文首先考察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因与中国关系本位文化基因的生成发展史。其次探讨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首先发端的原因，以及中国在数千年礼俗社会中无力自生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深层次原因。接着梳理了在资本动力的驱使下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内在逻辑线索。最后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并追溯了它们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
　　 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是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生成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资本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强制力量，当剩余劳动被投入到市场化的社会生产过程而转化为资本，它所负载的增殖意志便由市场中社会关系的客观力量所决定，我们将资本的这种强制性扩张力量简称为资本力量。它迫使人们利用劳动分工与市场细分的途径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驱使市场不断扩张。因此，资本力量是市场经济秩序生成的最根本动力。资本虽然具有强制性的扩张力量，但它同样受到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其中最强大的制约因素即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指通过世代相传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环境而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支配个体行为的非正式约束，包括内化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它们构成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性的精神事物，不以当代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文化基因具有比成文法律等正式约束更加持久和有效的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力量，对资本的强制性扩张施以促进或阻滞的作用。
　　 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之间的互动是现代社会经济秩序型构过程的动力来源以及过程中显现出的各种特色的根源。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都来源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积累，当文化基因适应资本扩张需要时，则通过正向乘数效应促进市场经济扩张的进程，但是，当文化基因无法满足资本力量扩张需要的条件时，则在负向乘数效应作用下扼杀市场经济萌芽。因此，文化基因的路径依赖作用使得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有效运行的经济制度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不一定也会有效运行。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文化区域，市场经济萌芽有些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而有些则被扼杀在初期。即使移植同样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会发育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结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的互动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动因。西方自两希文明源头打下个人主义文化基调以降，西方文明就贯穿着一脉相承的“祛魅”的趋势。对于逻辑的强调和实验的方法为西方科学技术的腾飞奠定了基础，认识和把握纯粹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精神型塑了西方近代思想与心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为了协调和规制原子式的游离个体在大杂烩式的移民社会中对于自身利益的追逐，自由民主观念和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极大满足了资本力量的扩张意志，由此萌生并构建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现代市场经济秩序。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端，许多西方国家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迅速跻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中国古代自然观和宇宙观则更多致力于探寻万事万物间相生相克的过程及机制。这种具有大智慧和大道理的整体式思维模式对于实体属性和确定性范畴的逻辑概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使得官僚关系和血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显著特征。这种关系本位文化基因具有灵活性、兼容并蓄和前逻辑性的特征，使得中国土壤上无力内生出理性经济秩序。虽然在清朝末年，上海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同时期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松江的市场经济萌芽却逐渐趋于萎缩，其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文化基因为人们带来的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影响，民主意识匮乏和法治制度保障的缺位无法支持市场经济秩序的成长与发展。
　　 在资本逻辑的强制性扩张作用下，中国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潜力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借鉴俄罗斯及越南等国的激进私有化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符合传统文化基因的渐进式的经济转轨。资本逻辑在中国的扩张分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计划的商品市场，第二阶段是要素市场的资本化，第三阶段是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暴露出积累的矛盾，它们无一不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特色。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的文化基因决定无法实行西方式的私有制。第二，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种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GDP高速增长的同时，留下了“唯GDP论”和政绩经济的隐患。第三，国有资产改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乃是官本位文化基因的表现。第四，家族关系的文化基因带来的区域发展模式。在改革初期，关系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网络基础，但无法满足企业规模逐步扩大的需求。第五，模仿成名品牌的山寨经济和追求表达自我的山寨文化相互呼应，折射出中国科技型创新匮乏的现状。第六，中国文化基因中对于创新型劳动的压抑和排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制度创新型劳动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在科技创新型劳动方面仍然深受文化基因的影响。通过对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考察可看出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对比“华盛顿共识”为拉美国家带来的改革灾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使得国际舆论界开始热议“中国模式”。其实，与其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定型为中国模式，不如称其为动态的“中国特色”。这不仅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生成论思想，而且表达了中国不主动输出模式的一贯主张。“中国特色”的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赋予其的中国思想。改革开放的下一阶段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利用资本力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三个代表的政府引导价值的复归。社会主义本质与属性的内在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力量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在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贯彻科学发展观来建设社会主义。既充分利用与引导资本追求扩张的强大动力来驱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必须用社会主义力量来引导与驾驭资本，克服资本扩张带来的经济悖论、生态悖论与人的发展悖论，以人为本，将剩余价值复归于人的发展，建设起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综合国力的强弱以及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处大国之势，行强国之道的中国如何继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是具有挑战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历史课题，尤其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生命力之所在更为至关重要。
　　 根据行文思路和逻辑顺序，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引论探讨论文的写作背景、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以及结构安排等。第二章规范论文的研究范式。从分析西方的祛魅哲学传统导致经济学的机械范式开始，引入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分析范式，并初步探讨了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回顾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生发路径以及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本逻辑与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第四章从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市场经济萌芽被扼杀与同时期西方世界的兴起对比入手，分析中国数千年的物质资料生产史积累和造就的文化土壤的特点及其无力自生出现代市场经济理性秩序的原因。第五章具体论述当制度创新型劳动将理性规则移植到中国之后，资本动力在中国扩张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其中第一阶段是构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阶段为实现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第三阶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每一阶段都解决上一阶段的矛盾基础上，产生新的矛盾，在不断解决矛盾和产生新矛盾的基础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第六章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基因与现代市场经济理性规则融合渗透后形成的“中国特色”。例如三种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文化基因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一，苏南模式。政府的公共权威主导的招商引资带来苏州地区的经济腾飞，但官本位文化基因与资本追求增殖的逐利本性相渗透，可能带来政绩经济和“唯GDP论”的隐患。第二，温州模式。家族关系本位的文化基因与资本动力的结合带来温州地区的家族制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达，但当家族式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具有封闭性的家族关系网却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第三，珠三角模式。在“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加工业成熟发展的基础上，近年来涌现的山寨经济和山寨文化体现了草根文化基因在外来理性秩序刺激下的兴起以及自身核心科技和创新意识的匮乏，迫切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第七章探讨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克服资本扩张悖论的必要性以及必然性。第八章结语总结全文，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