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对于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以及其监护权的归属均未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以及子女最佳利益说四种主流学说。自“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二审判决作出以后,依据子女最佳利益说来认定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已得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普遍认同,其基本思路为:以保护代孕子女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避开代孕子女监护权的立法空白,以此来维护代孕所生子女合法利益。该案的二审判决中所依据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源自于联合国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之规定,在此判决做出以后,国际公约以及国际性原则能否直接适用于我国裁判中曾遭到质疑。2020年我国《民法典》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进行了本土化转化,在具体条文中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以及离婚时对已满两周岁的子女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转化性立法基本解决了这一国际性原则在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中缺乏明文立法规定之困境。但由于立法规定的概括性、原则本身的模糊性以及法官思维定限性等原因,在具体案件的适用过程中无意放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导致标准适用存在一定难度,未能发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中的应有作用。破解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中的司法适用难题,首先,应当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认定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的核心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将代孕子女作为权利的主体,并将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其次,还要以传统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认定标准为参考;此外,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考量标准进一步统一化、具体化,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将各方的主观意愿、监护能力、争议双方的家庭结构以及代孕子女生活环境的稳定性等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需求相关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要考虑到案情的具体情形,根据多方主张和无人主张代孕子女监护权的不同情况,就如何适用儿童利益最大原则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能促进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的司法效能,进而更好地解决等新型社会纠纷,维护社会更加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