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而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较为严重。在整体收入差距扩大之外,中国还面临较大的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当时的经济发展结构,指出全球收入不平衡问题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而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就对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然而由于研究者所采取的数据以及计量方法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完全一致。本文结合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的现实,研究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运行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良好的金融体系能为实体经济提供及时充分的资金服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然而金融市场一般是不完善的,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摩擦。以金融市场中的借贷行为为例,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由于借贷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资金出借者无法准确的观察到资金借入者的行为,资金借入者因而会有偷懒以及携款潜逃、违约等道德风险。为规避道德风险,资金出借者会要求资金借入者有足够的自有资金作为抵押。个人的自有资金越高则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越低,因而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而自有资金较低的人群往往会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无法借入足够资金开展最优的经济活动。可见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个体所能开展的经济活动是和其收入水平相关的。从地区加总的视角来看,当地区收入差距变动时,地区加总的经济活动也将随之变化。因此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收入差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成果体现在产出上,而由生产方程可知,总产出往往取决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这三种生产要素。本文从这三种生产要素出发,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不完善下收入差距对物资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从而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定启示。在收入差距对物资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中,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分析指出,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差别,对投资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在理论模型中,本文构建了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个人的投资决策模型,根据模型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并构建了两类人群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这三个变量,研究了这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不完善、储蓄和消费渠道对地区投资额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然后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中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以25个省级区域在2010-2016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划分下,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为负;低收入家庭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大多都不显著,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该回归结果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和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指标下都保持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中,本文构建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模型,得出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会因金融发展程度的升高而减小的推论。然后本文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2014-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上述推论在不同的变量衡量方式以及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成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升高,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减小,当金融发展程度高于一定的门槛值时,该影响开始为负。样本区间内87.64%观测值的金融发展程度已经高于门槛值,因此中国目前已经面临着较为广泛的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该影响已经为负。最后,本文还用1971-2019年共95个国家的跨国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结论仍然成立,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力资本的影响会因金融发展程度的升高而减小。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资金利用效率从而促进总体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而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收入差距预期将对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持续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金融发展程度、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可行路径。在收入差距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中,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采用收入二分法区分了富人和穷人,分析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结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假设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最低投资额,个人在完成人力资本投资后可成为技术劳动力,可进行创新品的生产与研发,否则成为非技术劳动力,只能进行传统商品的生产获得。富人初始收入较高,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为技术劳动力;而穷人则受借贷约束的限制无法达到最低人力资本投资要求额而成为非技术劳动力。金融市场上的借贷约束程度将影响两类人群的比例进而影响企业研发过程中的技术劳动力供给。此外,不同消费群体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有所差别,富人收入更高,对创新品的支付意愿也更大。两类人的收入差距将通过影响社会对创新品加总的消费需求而影响创新品的垄断利润,进一步影响企业进行创新品研发的激励。本文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当经济参数满足一定约束并且厂商采取“分离定价”模式时,经济有可能收敛至稳定均衡状态。在“分离定价”模式下富人消费创新品,而穷人消费次优品,此时的消费结构是分层的。本文对经济在不同参数取值下的稳定状态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发现富人人口比例、消费在效用函数中的权重、无风险利率、创新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等都会对稳态收入基尼系数以及效用增长率产生影响。其中富人人口比例的增加可同时实现收入基尼系数的减小和消费者的效用增长,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发展。但与此同时经济净资本流入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也在增加,当考虑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和国内信贷违约风险时,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将增大。为了规避风险,金融机构会加强信贷约束,从而使经济中可开展人力资本投资的富人人口降低。在此情况下,经济稳态下的收入基尼系数增加,效用增长率降低,经济将陷入次优发展状态。因此通过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大力降低金融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摩擦,人们能够使经济效率和公平更为和谐发展的稳定状态,此时的收入差距更小,效用增长率也更高。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不完善下收入差距对三种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金融市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理解。人们可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采取相应措施以减缓收入差距、促进增长。具体来看,第一、由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对物资资本投资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对收入差距进行总量调控时还需注重不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变动。降低高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能有效地促进全国总投资;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相较于降低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降低该群体的人口比例是促进投资的更为有效的方法。第二、金融发展程度的增加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但是在较高金融发展程度下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在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之外还需着重减缓地区收入差距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第三、提高经济中的技术劳动力占比能够在提升消费者效用增长率的同时降低稳态收入差距,从而促进效率和公平的协同发展。可行的举措包括提升国民收入、加大公共教育支出、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门槛。此外还可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而使更多人可以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技术劳动力。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会使经济达到收入差距扩大并且效用增长率降低的次优稳态,人们可以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降低金融摩擦,从而使经济达到效率和公平协同发展的最优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