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锋小说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此时的先锋小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文学形式实验开始进行。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廓清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的脉络，对我们正确认识与分析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先锋小说的转型有很大帮助。我们发现它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既有世界文学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学“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的三次铺垫。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彻底打破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局面，也为当代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多样性的可能，而且从此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格局。但我们在肯定它的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的缺陷。过多的关注形式，导致其意义的缺失；追求写作的自由，却形成模式化；片面追求文本的晦涩难懂，也在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鸿沟。随着写作进入“形式的疲惫”的困境，再加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文化环境、审美趣味以及作家自身创作心理的变化，先锋小说家纷纷选择转型。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重新捡起了以往被他们弃之如履的“意义”，作品中人性的飞扬，对历史真实与现实的逼近以及对乌托邦、自我救赎的找寻，都显示出先锋小说正在由“形式的先锋”向“精神的先锋”转变。此外，先锋小说家在找回“意义”的同时，也一改往日对人物作符号化处理的观念，开始注重人物塑造，除了通过矛盾冲突、细节与对话展示人物性格以外，还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孤独的少年形象、鲜活灵动的女性形象以及挣扎求生的小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图库增添了光彩的一笔。虽然说先锋小说从九十年代以后褪去了极端形式的外衣，但这并不代表在艺术上就一无所成，只是较以前的激进显得平和一些。完整的故事、情节重新回到了先锋小说的叙事中，视角的不停转换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而且作者不再有意介入文本之中，而是退居到幕后，悄无声息地掌控叙事。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抛弃了欧化翻译文体的形式，普遍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无论是格非对古典文言文的借鉴与运用，苏童的“意象化白描”，还是余华的民间特色，都极大地丰富了先锋小说的艺术色彩和技术空间，探索了新的表意的方式，为以后的先锋小说写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与驱动力。本论文在吸取前人对先锋小说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整体把握与作品个案解读的方式，并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客观的研究与评价。力图从以往众多研究成果中另辟蹊径，在以新的视点和角度分析与诠释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过程中，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更准确的界定，希望可以为先锋小说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