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并无专门的文艺论著,他的文学思想,散见在他的一些诗文的片断中,这些片断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他的文艺观；另外,他的诗文中所时时流露出的创作倾向,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体现出其文学思想的精华。这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链条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然而,一方面,陶学界有关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研究不多,又不够深入细致；另一方面,由于陶渊明文学创作与当时文坛主流文风相比存在显著差异,故多数论者常将其看作晋宋诗坛上的孤芳独秀,充分肯定其卓越才华、杰出贡献之时,却忽略了他与时代潮流间不可割舍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拟在详考前人有关陶渊明研究成果和深入思考陶渊明文学创作特点、具体分析东晋文学性格的基础上,将陶渊明与东晋文坛联系起来,从陶渊明重“情志”的文学思想及特色、重“比兴”的文学思想及特色、融合“儒道”的文学思想及特色三方面比较分析陶渊明文学思想与东晋文坛的关系。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陶渊明重“情志’的文学思想与东晋士族文学”,主要从分析、概括东晋士族文学精神与陶渊明作品“情志”特色来揭示陶渊明文学思想与东晋士族文学关系。本章首先概括东晋士族文学精神的两个特色：一是士族文学的“寡情”；二是士族文学的贵族化。进而作进一步分析,东晋士族文学的“寡情”,并非不重视抒情,而是抒发种种极为特殊的情；东晋士族文学的贵族化追求,产生于偏安江左的政局和富足闲适的地主庄园生活。接着,本章从陶渊明文学作品出发,分析陶渊明重“情志”的文学思想及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即在于陶渊明文学创作既重视“情志”抒发又有所节制,这体现了他受东晋时代风气的影响与超越。同时指出陶渊明的诗文创作是一种真诚、优雅的文学,他于这种文学中注入自己真实的个性和真挚的情感,其文学理想是追求率真、自然、冲淡的美。另外,陶渊明在贫穷状态下从容不迫地生活和创作,相对于东晋士族文士们刻意地潇洒风流来说是真正的高贵和大气。第二章“陶渊明重‘比兴’的文学思想与东晋玄言诗”,主要从分析、概括受玄学思潮影响的东晋玄言诗创作特征、陶渊明作品中的“比兴”手法运用、“比兴”意象特色来揭示陶渊明文学思想与东晋玄言诗关系。体现为：东晋玄言诗具有重义理、轻物象,重铺陈、轻“比兴”的创作倾向。事实上,玄言诗中并非没有物象,并非没有“比兴”之义,只是玄言诗中的物象是寄言玄理和玄学理想境界的工具,玄言诗中的“比兴”之义多为玄理。陶渊明具有重“比兴”的文学思想,在他的诗文中“比兴”手法运用表现形式多样,表现意象丰富,作品中物我融合,又能不受意象束缚,也不刻意渲染意象与情感寄托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受东晋玄言诗创作风气的影响与超越。第三章“陶渊明融合‘儒道’的文学思想与东晋‘儒道’关系”,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儒、道两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分析陶渊明融合“儒道”的文学思想渊源与特色以及其与东晋“儒道”关系发展内涵的异同。其特色正可见出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体现为：一、陶渊明有选择地吸收儒、道两家思想；二、陶渊明捍卫早期儒家思想的“真诚”,又借以纠正后期“新道家”学说的“不真诚”；三、陶渊明在实践中实现了融合“儒道”的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