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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稳步快速增长阶段,社会供给能力大幅增强,产品数量和种类极大丰富。但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我国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分别为1998-2001年,2003-2006年,2008年至今。这三次产能过剩爆发的领域逐步扩大,影响的时期逐步延长,危害的程度逐步加深,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之下,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理论界对产能过剩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核心内容包括产能过剩涵义的界定,产能过剩程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产能过剩表现特征和影响后果,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对策等,其中对产能过剩程度的定量测度是研究产能过剩问题的核心和基础。学术界对于产能过剩涵义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是生产能力视角,二是市场需求视角。关于产能过剩的度量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非精确性,而定量分析法很好地弥补了定性分析法的不足,使得分析结果具有客观性和精确性。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定量分析法包括峰值法、生产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但没有公认的最好的定量分析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假定产出水平受两种扰动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扰动和需求扰动,并且两种扰动因素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其中供给扰动对产出水平具有长期影响,从而决定了潜在的产出水平,而需求扰动对产出水平只有短期冲击,决定了产出缺口水平。从模型的假定中可以看出,该方法具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基于此方法对产能过剩的度量具有说服力。本文采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施加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同时借鉴Dergiades和Tsoulfidis(2007)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包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和信贷流量三变量的SVAR模型来估计我国的工业产能过剩程度,并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了验证。估算结果显示,SVAR模型能够较好地测度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和变化趋势。文章最后分析了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含义。产能利用率是识别产能过剩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好的政策含义,首先,产能利用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其次,产能利用率有利于引导企业合理投资;再次,产能利用率对通货膨胀压力具有警示作用。但产能利用率并非判定产能过剩的充分条件。产能过剩的识别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综合考虑多个指标。本文尝试构建3变量的SVAR模型测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丰富了我国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方法,但在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受到主营业务收入和信贷流量的影响外,还受到如税收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大,那么就会影响到产能利用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如何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加准确地估算产能利用率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外,本文利用SVAR模型估算出的结果为产能利用率的变化量,需要确定初值才能估算出产能利用率的绝对量。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和测度方法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最后给出了文章的结构安排和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介绍了产能过剩的理论内涵,并给出了本文对产能过剩的研究角度。然后对学术界关于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测度方法的优点与不足。第三章详细分析了我国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总结了历次产能过剩的特点和原因,得出了对三次产能过剩的定性判断,为后文对产能利用率估算结果的检验打好了基础。第四章通过构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和信贷流量三变量的SVAR模型估算了我国的产能利用率,估算结果大致能反映出我国三次产能过剩,显示了SVAR模型在估算宏观产能利用率方面的适用性。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对产能利用率指标和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