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创新，使得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规则变得多样化，消费者面临的金融决策也越来越复杂化。中国人民银行在《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中提到，我国消费者对各类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消费者金融知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其做出许多非理性行为，这些非理性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个人利益，还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
　　近年来，金融教育作为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的重要举措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认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向金融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从国外来看，金融教育起步较早，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将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战略体系中，各类关于金融教育的措施和研究也相对成熟。而在国内，虽然多类机构都在开展金融教育，但是这些教育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效率低下，国内学者对金融素养和金融教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不够全面。
　　我国正处在金融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也在积极倡导将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本文所进行的关于我国金融教育对个人金融素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系统的文献梳理，从个人投资者的金融教育和金融素养角度出发，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2017）》数据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了解我国投资者金融素养和金融教育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从学校的金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金融教育两个角度出发，重点分析我国现有的金融教育对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影响，以了解我国金融教育的有效性。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国内外的文献研究进行述评和总结。本文从金融教育和金融素养的定义、影响因素、有效性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为后面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论述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对本文研究的金融教育指标和金融素养指标进行介绍，在金融教育指标方面，分为了学校的金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金融教育两部分；在金融素养指标方面，构建了基础金融素养和专业金融素养两个衡量指标。另一方面，通过模型简单推导了金融素养对个人的重要性，并对金融教育影响金融素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介绍。
　　第三，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2017）》相关数据，对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教育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详细说明。发现我国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素养平均得分显著高于专业金融素养的平均得分；同时，投资者对4类投资者教育主体的呼吁度和参与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明目前我国金融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
　　第四，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并发现学校的金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金融教育都能对个人的金融素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随后，我们对4类投资者教育主体和5类投资者教育渠道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对于只接受某单一主体的金融教育而言，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教育对于基础金融素养和专业金融素养的提升都是有帮助的，大学开展的零散的金融教育则仅对专业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帮助，而仅接受各式媒体和其他第三方机构开展的金融教育活动，对于基础金融素养和专业金融素养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只接受单一渠道的金融教育下，对基础金融素养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各类网站这一渠道，在专业金融素养上，只有现场讲座和座谈以及各类网站两个渠道是显著的，并且现场讲座和座谈这一渠道的显著性更高。这些结果表明了虽然我国现有的金融教育整体而言是有效的，但是不同教育主体和渠道在金融教育的传播中却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五，对在标普2014全球金融素养调查中得分较高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金融教育经验进行介绍，借鉴并总结两个国家金融教育的有效实施方式，结合本文对我国金融教育和金融素养的研究和分析，为构建提升我国金融素养的国民金融教育战略体系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