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火规模进入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的背景,我国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也直接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随着中部崛起及西部大开发的稳步推进,中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虽有所改观,但总体而言仍然差距明显。因此,许多学者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得出了一些诸如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市场发展程度、国民收入及工资水平等因素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纵观国内外关于FDI在华投资的区位分布研究,其结果是值得质疑的,表现至少有三点：一、以往的文献往往将研究单元看成是一个均质的整体,普遍采用总量数据(横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区域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因而在做分析时就直接假设横截面单元是均质的,即地区或企业之间没有差异。然而,由于FDI的区位分布具有异质性,一个国家或地区FDI的积累通常依赖于(影响)周边国家或地区FDI的积累,即相邻省份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外部性)能显著的影响FDI的区域分布。因此如果存在空间效应,那么就不能将其他省份FDI的空间分布视为外生给定。由此可见,在进行模型设计及实证研究中,如果缺少空间变量,势必会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二、正是基于这种均值假设,我们可以推测大多数的研究结果(政策建议)也都具有普适性,即认为所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对于任何一个地区而言,其作用大小及作用方向都是一致的。但事实上,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区域特质等都是相异的,因而其FDI活动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如果对我国FDI的研究仅限于整体层面,那么所得到的结果也仅限于整体层面,而对于局部地区、个别省份而言,其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三、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具有统计意义的因素有多种,总体上分为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和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两种形式,归纳起来大概有十几种影响大类、四十几个变量参数。然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变量参数下,其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截然相反,因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是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样本、不同参数设置导致所得到的结果也就“因人而异”。因此,本文根据上述三点问题,给出具体的完善措施：第一,在传统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对我国各省份、各年份的FDI值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由此得出空间影响作用的存在；第二,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以各省各年的FDI为被解释变量,对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份的11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由此重点得出各因素变量在FDI区位选择中的显著性程度及其作用方式；第三,将这11年各影响变量的系数值绘制成时间趋势图,由此得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得出各影响因素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及其变化特征；再通过GWR估计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省份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终得出,空间因素在FDI区位分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及西北地区,其空间相关性的具有非常强的显著性水平。其次是区域经济规模、开放性程度、技术水平等是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最显著且最稳定的因素,而市场化程度、地区经济增长潜力、政府激励措施等因素,其作用程度及作用方向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并没有表现出时间上的稳定性。第三,东北三省、长三角、环渤海等相关省份受到来自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而珠三角、西南及西北区各省份则受到来自消费水平、技术水平的影响较为强烈。最后,结合地区空间特性得出结论：就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由于空间自相关性较高,宜以互补性经济发展为主,建立经济圈以吸引外资入驻；就局部而言,东北、环渤海及长三角地区应以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市场集中化程度为首要措施；中部地区则宜联合东部地区,以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对外开放度等为主要措施；珠三角、西南及西北各省应以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主要措施以吸收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