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我国先秦时期若干动物种类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同时兼及动物的自然史以及古代动物学史的有关问题。当前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主要侧重于根据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来研究历史时期的动物地理分布情况,并进一步以某些现生动物分布地的气候和环境特点来直接推论古代同类动物分布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状况。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广泛地挖掘和分析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动物的各种信息,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充分体现了文理交叉的跨学科视角,这就完全不同于古代学者那种单纯的名物训诂,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但就有关先秦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而言,已有的成果还存在2点局限：1、对于大量包含动物详细形态特征和分类地位信息的实物资料(包括动物的化石和遗骨,以及古代文物中的动物形象)尚缺乏深入探索,将这些动物的种类不加分析地一概目为现生种；2、在总结历史时期部分动物南迁的原因时常常表现出公式化、简单化的倾向(即往往陷入“气候转冷→动物南退”、“气候转暖→动物北进”的理想叙述模式),对于多种影响因子(尤其是人类活动)的综合考量尚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着力强调如下2个方面的内容：1、生存于我国历史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动物种类不一定是现生种,也有可能是某种灭绝于人类历史时期的化石种(如大象,可能属于古菱齿象或东方剑齿象类而不一定是亚洲象)；2、造成我国历史时期某些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大幅度变迁甚至灭绝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气候的冷暖变化,而应从人类的区域经济开发、逐利行为、地表水环境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入手来寻求更全面的解释。对于先秦时期动物种类属于灭绝种可能性的探讨、对于其分布变迁原因的全新认识,以及用于建立这种新认识的独特研究视角和方法,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本研究最主要的2个个案是历史时期的象类和犀类,尤其是先秦时期曾经生存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所谓“野象”和“野犀”；同时本文也论及一些古今分布差异非常显著、因而常被学界用于佐证历史气候变化的动物种类,例如竹鼠。现生的亚洲象只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然而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是有“野象”生存的。由于学界从未考虑这些“野象”属于灭绝种的可能性,因此它们被无条件地视为亚洲象。但近来的相关研究显示,先秦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并未普遍被亚热带气候所控制。通过对相关化石(遗骨)、出土文物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重新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3点新认识：1、先秦时期生存在我国北方的“野象”很可能并不是亚洲象,而属于先前被学界认为久已灭绝的古菱齿象类；2、“象之南迁”与气候的转冷并不同步；3、这些“野象”之所以从北方地区消失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气候的变冷,而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压迫。与上述“野象”的问题类似,现生犀类也均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先秦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却同样曾经生存有“野犀”。这些“野犀”亦曾被学界默认为均属于现生种,从而被目为当时北方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的佐证。然而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通过对相关化石(遗骨)、出土文物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重新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3点新认识：1、“野犀”的南迁不但与“象之南迁”并不同步,与气候的转冷亦不同步；2、这些“野犀”之所以从我国北方地区消失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气候的变冷,而是由于人类社会(尤其是军队)大量需求犀牛皮所导致的极端强度的猎杀行为；3、先秦时期生存于我国北方地区的犀类未必均属现生种类。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著名瑞兽“麒麟”,其原型很有可能来自一种从更新世孑遗下来的远古化石犀类——板齿犀。在先秦时期曾经存在于我国北方,但后来其分布范围发生显著南退的动物,除犀、象外还有多种,例如水牛、水鹿、竹鼠以及多种水生动物。这些动物之所以从北方地区退出,也被认为主要是由气候的转冷导致的。但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造成上述多种动物南退的原因不尽相同,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剧、地表水环境的变化、动物生境的破碎化等因素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以气候变冷这一个单一因子来作为解释先秦时期动物分布变迁的原因是不确切的。总之,本文有2个主要观点：1、我国历史时期的动物种类不一定都是现生种,也有可能是某种灭绝于人类历史时期的化石种；2、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对于动物分布变迁的影响不应被夸大,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