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非效率投资一直都是学界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一般包括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从现金流、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行为金融学和公司治理等多个角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性与实证性的研究,发现以上因素对于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均有一定的影响。不同于西方企业的外部环境,我国企业在政治与制度背景、市场与法治监管等多个方面均有别于西方企业,并表现出相当多的“中国特色”,那就是政府角色与企业发展的息息相关,企业投资行为受到政府干预。因此在研究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时,应当将政府的干预效用纳入研究。然而,目前针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却忽视了中国企业所处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及政府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将企业投资行为纳入到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开始逐步出现,但无论从研究的数量,还是研究的角度都相对不足且非常零散,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很多停留在理论上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数量大大不足。因此,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动机、干预能力的分析,对补充和丰富有关政府理论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研究也具有相关价值。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696家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间的财务数据,对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论文全文主体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对论文选题所涉及到的研究背景及实践理论意义进行论述,并进一步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包括股东、债权人与经理层冲突及信息不对称、行为金融学等多种研究角度,最后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框架,包括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及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进行相关政府干预理论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受政府干预的程度不同,提出关于政府干预与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相关性的四个待检验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主要包括对实证模型的设计、变量的选取,所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来源说明与筛选原则,最后是对模型中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等内容。第四部分对上文提出的待验证假设进行实证性检验,首先采用Richardson (2006)关于自由现金流的研究模型衡量所选样本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第二步在此度量结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不同企业的投资行为与地方政府干预的关系,对比不同企业受到的不同影响程度；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是对相关研究结论的总结,并分析原因,最后是根据实证结果及我国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现状提出的相关政策性建议。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与企业投资不足负相关,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和官员们的政治晋升目标促使政府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干预,导致企业出现非效率投资行为：对于拥有自由现金流的企业,政府干预加剧了其过度投资的程度,而对于因融资约束而投资不足的企业,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投资不足的程度。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受政府干预的程度不同,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天然地受到更多来自政府方面的影响,相比民营类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也更明显；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地方政府对由其控制的地方国企干预更强,对中央企业的干预较少,因此其与地方国企的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应该更强,然而实证检验并未完全显现出这样的结果；最后在民营及其他类企业中,对当地经济影响更大,尤其是GDP的影响更大的企业则受到更多地方政府的干预,过度投资也更严重,投资不足得到的缓解作用也更大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不拘泥于弛方传统理论研究,而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影响企业的内部投资行为。其次不同于以往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仅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度投资的研究上,本文将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进行综合研究,并利用实证数据从总体上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情况。同时,按企业终极控制人的类型区分企业性质,不局限于国有企业而忽略了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扩大了研究范围。最后,本文在研究地方政府对民营及其他类上市公司的非效率行为时,从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出发,编制了衡量经济影响力的虚拟变量,并用其与政府干预变量的交乘项具体研究政府对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关性影响,对前人的模型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