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既具有提高生产效率与企业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又具有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环保属性,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绿色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国民经济2035年远景目标也强调,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以绿色可持续发展引领中国经济未来高效转型。然而,就绿色创新本身而言,其具有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以及财务回报周期长等显著特点,是一项长期且不确定的过程,存在较大失败的可能。且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双重外部性”,即准公共物品特性以及绿色技术的空间外溢特征。因此,在传统市场作用机制下,额外负担的成本和难以预期的收益导致企业在选择绿色创新和投资的激励不足。已有文献大多基于绿色金融、环境规制、排污权交易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等正式环境治理制度视角考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制设计和宏观制度约束。较少有文献关注媒体环境报道等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鉴于当前中国仍处于转型发展阶段,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环境监管制度还不完善,往往会出现监管制度缺位现象。因此,在外部环境制度约束作用不足的情况下,媒体环境报道作为非正式环境制度的重要内容,可能对正式环境制度产生有益的补充。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媒体环境报道的外部治理作用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模型构建、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入手,并结合“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现实背景考察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信息传播与治理功能的影响,为公司治理等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结合环境合法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议程设置理论,通过使用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构建“媒体环境报道、外部治理机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逻辑框架,并从信息扩散效应和舆论发酵效应两个维度揭示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体环境报道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发现,媒体环境报道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会弱化媒体环境报道对企业污染治理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媒体环境报道会显著激励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长期绿色创新的发展方式,而非采取治理当期污染的短视策略。机制分析表明,媒体环境报道所产生的引致监管压力和公众舆论压力是倒逼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两条潜在渠道。第二,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组织和个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均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还可能会受到外部正式环境法律规制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中国特有的环境法律和绿色金融制度以及特殊的产权制度,综合形成正式环境制度和非正式环境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决策二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以及产权性质等对媒体环境报道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区正式环境规制越强,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也越强。这意味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媒体环境报道与正式环境规制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绿色、低碳和高质量转型发展政策的推出,绿色金融在促进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即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媒体环境报道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强。此外,相比于民营企业,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第三,根据组织行为理论和环境合法性理论,当企业面临严重的环保监管压力时,公司决策层更有可能主动选择寻求企业战略变革,突破现有的制度约束框架,激发组织管理层的绿色创新意愿。为此,本文进一步将组织情境纳入实证研究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企业环保意识、行业特征以及融资约束对媒体环境报道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揭示不同组织情境下媒体环境报道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从而更加全面理解媒体环境报道的创新效果及其边际作用条件。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环保意识越强,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也越显著。这说明企业高管的环保经历越多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充分,越能加速组织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行业,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在高污染行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类似的,媒体环境报道的绿色创新效应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也更加明显。此外,当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媒体环境报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面促进作用也会受到削弱。第四,根据信息传播理论、环境合法性理论和组织声誉理论,上市公司的环境污染等负面信息一旦出现在互联网上进行讨论或热搜,互联网内在的超链接性以及信息的瞬间联通性会使相关上市公司的负面信息被无限放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蝴蝶效应”,将引起可置信的资本市场惩戒以及公众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资本市场估值将受到严重打击。为此,本文进一步将互联网纳入原有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互联网的“扩音器”效应,以揭示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对媒体环境报道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显著增强媒体环境报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加剧了媒体环境报道所引发的引致监管压力和公众舆论压力是倒逼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两条潜在渠道。此外,互联网对媒体环境报道绿色创新治理功能的“扩音器”效应还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自身环保意识及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等影响。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现实实践意义。理论价值在于,本文突破了原有组织与制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系统考察了媒体环境报道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这不仅深化了对企业绿色创新赖以存在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理解,也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弥补现有研究视角的缺失。在实践层面上,互联网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形式和重塑产业组织形态及竞争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要以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带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加快互联网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实体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本文通过考察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创造和治理模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改变,为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