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发展形成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使我们陷入“环境—经济怪圈”迷局,新常态下兼顾环保与经济双重目标的绿色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通过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彰显了中央政府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心。学界和政界均认为绿色创新是破解这一怪圈的关键,但由于地级市数据方面的局限性,研究深度一直停留在省份抑或某地区的地级市。基于此,本文将集合大数据创造性地解决科研界如何衡量绿色创新指标难题。那么,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城市绿色创新至今发展现状是怎样?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和内在原理?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提升我国城市绿色创新?都将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文首先对城市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等核心指标进行构建,分析其时空动态演变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博弈的理论思想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原理;再次,对城市绿色创新、环境规制(正式、非正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构造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后,通过更换估计方法的方式,对环境规制作用绿色创新的估计结果检验稳健性。根据章节安排,主要结论如下:(一)在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政府、公众存在不对称信息,博弈三方通过对方行为策略以及经验判断做出决策,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创新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演化状态。(二)以工业三废衡量的正式环境规制显示,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逐步增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不断减弱;以城市化率、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失业率衡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显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环境规制强于中、西部。(三)绿色创新、(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各自的划分领域类型上保持长期的稳定,大部分城市集聚情况保持相对稳定性,局部城市个别年份有跨领域调整属正常现象。(四)城市在城市群的空间位置及其受到核心区辐射的强度时城市群空间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影响;城市各自的创新职能及其城市特色方面造成城市间功能异质性显著。(五)城市绿色创新指数空间分布再现“胡焕庸线”、“创新马赛克”,空间分布成“四核、两带、多点”集聚格局。(六)(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主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一次项、二次项系数显示呈倒U型、U型的曲线关系,存在“拐点”情况。(七)在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污染问题十分突出,适度的政策管制强度将有利于企业筹资改进生产技术,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当越过拐点之后,此时,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转变或是集约型经济,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会适得其反,加重企业治理负担、对企业实施过强的行政压力、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打消企业研发技术的积极性。(八)企业为了满足公众消费者向政府提出加大环境规制的要求,短时间内为达到环保标准,通过增加治污开支实现末端治理挤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削弱了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当越过拐点后,市场集中度增强,部分高耗能企业无法适应高强度环境规制而逐步退出市场,留下来的企业则是更重视利用绿色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九)“逐底竞争”是仅是存在个别城市,个别城市中的“逐底竞争”现象是在“经济竞标赛”刺激下,本地政府视邻近政府采取的环境政策作为决策依据。(十)前期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企业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但当过度的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降低企业对绿色创新研发的积极性,无法满足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时,可能会引起消费者对污染企业的环境抗争,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后期将会比正式环境规制更具有价值。(十一)由于模型中含有环境规制这一变量,因而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系数的偏误。通过动态系统矩估计(SYS-GMM)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的同时消除部分内生性问题。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优化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助力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守护碧水蓝天等提升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环境规制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