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贪污贿赂案件涉及金额急剧上升,贪官携款潜逃的现象愈演愈烈。恐怖活动犯罪也呈国际化发展趋势,恐怖分子流窜各国给世界安宁带来重大威胁。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因为我国没有专门处理涉案财产的程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情形,只能终止刑事诉讼程序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这类案件涉及犯罪数额巨大,若不及时处理会对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定。为了打击这类犯罪,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一章新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简称特别没收程序）”,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特别没收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已有10年时间,在程序设计上仍然存在缺陷,程序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民检察院既作为申请人又要监督案件的审判,出现多重角色冲突;利害关系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法律对其范围界定过窄;人民检察院和利害关系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标准模糊等。因而以刑事诉讼模式为视角研究特别没收案件中当事人的角色定位和证明标准对推动程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模式为视角,对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两个重要参与人——人民检察院和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定位和其在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引入理论观点加以法律文本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法律文本的角度分析特别没收程序。对特别没收程序自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来的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分析特别没收程序在法律上的进步和仍然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我国特别没收程序的不足。针对法律文本的分析,得出我国特别没收程序目前尚存在三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人民检察院作为特别没收程序的申请者,又要监督案件的审判,出现多重角色冲突;第二,利害关系人作为特别没收程序的另一参与者,法律对其范围界定过窄;第三,双方当事人在特别没收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模糊。人民检察院和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应当将自己所主张的事实证明到法定证明标准,但法律对证明标准规定简略。第三章,涉案财产的域外法律研究。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未定罪没收制度的具体规定,学习、借鉴国外未定罪没收制度的进步规定,为我国特别没收程序的改进提供经验。第四章,特别没收程序的完善建议。针对第一章法律文本分析和第二章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第三章域外相关经验的借鉴,对特别没收程序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厘清人民检察院的角色定位,使其在程序适用过程中更好地为特别没收程序服务;其次,扩大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保护其合法权益;最后,细化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解决证明标准模糊的问题。